功不唐捐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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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我一个钳工,把自己的感情搞得那么细腻,我脑子有病啊? 。。。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哨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 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摊摊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 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
——路内《少年巴比伦》
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在战地医院给你们写信。打仗了。八个国家的联军跟中国人打,一会儿是义和团,一会儿是他们的政府军。我们从天津往北京打,半路上又折回头往天津打,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左腿胫骨。医生说,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瘸子就瘸子吧,总比死了好。不过也不好说,战争实在太残酷,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按规定,腿伤养好了我得继续上前线。中国人很不好打,要是该回意大利你们又没见到我,那说明我已经被打死了。也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活不成,蹿个稀也没准再站不起来。 哥哥一直说我喜欢“消失”,这一次要玩,那真就玩大了。所以,如果我没回去,这封信就可以当绝命书、诀别信看了。要是那样,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亲爱的哥哥,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弟弟。务请你们节哀顺变。在战场上我经常想到死。跟杀人相比,我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好,灵魂就自由了,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地跑,一趟又一趟。当年我的大偶像,马可·波罗先生,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活着当不了马可·波罗,那就死了做。 老说死你们肯定不高兴,说点好玩的。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福德。一个英国水兵朋友取的。大卫·布朗的中文很棒,四年前我们在威尼斯认识的。照音译,我应该叫马费德,大卫把“费”改成了“福”。他说福字更中国。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字,遇到好事要祝福,撞上坏事更要祝福,祝福下次碰上好事;过春节时还把这个字单独写下来,贴到门窗和家具上。我把舌头拉直了读了几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错? 好了,信写再长都要结束,我就长话短说,就此打住。永久的爱长存心里。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我爱你们。我有无边无际的爱。我爱维罗纳家中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徐则臣《北上》
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所有失政都归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水近正确,一切失败都是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样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主义者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