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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你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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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时候，武当山道教协会组织了一次针对全山各个宫观新教徒（还没转正成为道长的出家人）的培训活动，内容包括历史、经文、书法、乐理、打坐、武术等。看到这个培训计划，我着实感到羡慕：这不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道观生活吗？然而培训地点在紫霄宫，不在太和宫；我也不是新教徒，无缘参与。S师兄给我出主意，让我和领导说自己想出家，这样就能陪他一起参加培训了。对他这个“原地出家”的提议我并没有勇气采纳。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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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者社会中，既然如我们已知的，劳动和消费只不过是生命必需性强加于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那么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p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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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极大地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和器械，本身是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劳动的产物；它们不属于消费过程，而是使用物世界的组成部分。无论它们在哪个文明的劳动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它们都不能获得用于各种工作时所具有的那种根本重要性。没有工具就不能制造产品，实际上，技艺人的出现和一个人为的事物世界的形成，总是与工具和器械的发明同步的。从劳动的角度看，工具强化和增强了人的体力，甚至到了能取代人的体力的地步，结果不仅物质材料，而且自然力如驯化的动物、水力或电力，都被置于人的掌控之下。同样，工具也提高了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并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量的变化，而制造物的品质（从最简单的用品到艺术杰作）仍取决于有无合适的器具。P8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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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況密切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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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 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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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家的法律既不是关于政治行动的。它实质上是一堵墙，没有这堵墙，就只会有一大片房子，一个集镇（asy），但不会有一座城市，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像墙一样的法律是神圣的，只有它围起来的东西才是政治的，没有它，一个公共领城就无法存在，正如没有篱笆圈住，一份产就不安全一样。前者包围和保卫了政治生活，后者遮挡和庇护了家庭的生物性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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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Das Kapital, III（《资本论·卷三》）, 873, 在Deutsche Ideologie（《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声称“共产主义革命……消灭劳动”（P.59），在前几页（P.10），他却说只有劳动才使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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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个所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问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私人性质无比重要，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夺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东西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这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的隐私就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庇护私密性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被发现的，从而它与后者有着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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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来说没有什么比团队合作更外在于它和对它更有破坏性的了，团队合作实际上是劳动分工的一种变化形态，包含着“将一个操作分解为构成它们的简单动作”的预设。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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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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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推论认为纳粹过于高估了良知问题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此暂且忽略德国反抗希特勒的早期阶段，那时还是反法西斯性质的，完全是左翼运动。从根本上说，那时的反抗不涉及道德命题，更谈不上针对迫害犹太人，单纯是阶级斗争的“转向”。左派认为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核心。此外，这种反抗在我们所探讨的这段时期却消失了，被冲锋队在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牢房里的恐怖行动所捣毁，被随着恢复军备之后而来的就业前景所动摇，被共产党采取的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特洛伊木马”战略所腐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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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暇；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拥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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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 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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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难以忍受的梦境中。普尔特尼酒店餐厅里一排排墨迹斑斑、紧凑摆放的桌子，一摞摞填写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的表格，被划坏的笔尖，标有“待处理”字样的锡盘，这一切显然对其他人都有意义，对我却没有。我只知道，我所在部门的二个下属分支部门负责把排雷设备从一个海军基地转移到另个海军基地，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设备，而且似乎转移之前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些设备的任何情况。这些疲惫的中年人严肃谨慎地从事着他们蚂蚁般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办公室世界，有自己的惯例、必需之事、禁忌和幽默：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绝非令人不快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或鄙视的世界，但不是我可以想象自己能归属其间的世界。每天晚上，我会离开这里，回到一个铁路工人简易住宅中的一间小盒子般的卧室。他的妻子会给我做一顿分量很大的晚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经历了贝克顿和牛津的日子，这种情况虽说有些奇怪，却并不令我沮丧。我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被悬在了空中，默默等着，看看能否找方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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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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