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乐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米乐乐发布的句子 ▼

共发布630个句子：

“总归会有办法的。如果真出现极端情况，那就在山上等死吧。反正死去的只是肉体，元神不会散去。就像你换了间屋子住，但你仍然是你嘛。哈哈哈。”道长们豁达的生死观对于解除我当下的焦虑实在帮助不大。何况，如今下山就医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让我更加焦虑。

——李闯《辞职上山》

114283

0

自然过程只有进入了人为世界，才表现出了盛衰的特征；只有我们让自然产物，这棵树或那只狗，从它们的“自然”环境中脱离出去，作为个别事物置于我的世界，它们才开始生长或衰亡。p7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114053

0

实际上改造了物理世界观的，不是理性，而是一种人造工具ー一望远镜；导向新知识的不是沉思、观察和思辨，而是技艺人、制作和制造的积极介入。换言之，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受蒙蔽而相信，只要他忠实于他的肉眼和心灵所见，实在和真理就会向他的感官和理性揭示它们自身。但是在这个挑战这个显而易见的含义一一真理或实在都不是给定的，它们没有哪个是如其所是显现的，只有干预现象，废除现象，才有希望获得真知一一面前，感性真理和理性真理，感觉把握低级真理的能力和理性把握高级真理的能力之间的古老对立，变得十分苍白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113982

0

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恐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个故事。伊撒克・秋尼森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113894

0

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看来，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这个集体生活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113732

0

他（本雅明）为一份“六百多条非常系统、条理清楚的引文”汇编而自豪；像后来的笔记一样，这个集子并不是为了便于写作论文而做的摘要集锦，而是构成了著作的主体，在这儿，论述反倒成了某些次要的东西。著作的主体包括从上下文割裂下来的残篇断简，并用这样的方式把它们重新排列：它们互为解释，也就是说，能够在自由漂浮的状态下证明它们的存在理由。它确实像幅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画。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它们被安置得如此巧妙，以致可以省却任何相应的文本，这个想法可能令人震惊，因为它极端怪诞再加上自我破坏，但实际上它并不怪诞，正像它不是由相似的冲动产生的同时期的超现实主义实验一样。　　“通过钻井而不是开采(的方式)……深入语言的内部”　　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现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113616

0

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13584

0

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13486

0

耶路撒冷没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因为的确很难从法理上把握它。我们曾听到辩护方的抗议，说艾希曼毕竟只是“最终解决”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已；我们也听到公诉方的抗议，说他们在艾希曼身上找到了那部机器的马达。我本人对这两种理论的看法同耶路撒冷法院一样，那就是不予重视；因为，既然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毫无意义，那么这个叫作艾希曼的“齿轮”究竟是什么型号也完全不重要。法院当然在判决书中承认，只有一个动用政府资源的庞大官僚机制才可能实施这种犯罪。不过，只要是犯罪——当然，这是审判的前提——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回行凶者，也就是说，还原成人。为了开脱罪责，被告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只是出于职责所需行事，说任何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会轻易就犯；这就好比一个罪犯指着犯罪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见，每天有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犯罪——说，他只是做了人们预期的事情而已；换言之，既然毕竟得有人犯罪，那么只不过碰巧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罢了。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13479

0

根本原因在于：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一个先例；于是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必须要按照一个迄今仍是“理想化的”标准判决。假如未来的确发生了种族屠杀，那么地球上将没有人——至少于犹太人而言，无论他身在以色列还是别处——能够真正相信，在没有国际法保护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审理无先例案件的成败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刑法提供有效先例。而这一要求，对于参与此类审判的法官来说，既不过分也没超出合理预期。正如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所说的，国际法“是从不同国家的条约与协定以及公认的习俗中产生出来的。每一种习俗固然都源于特殊的行为……我们的时代有权规范习俗、缔结条约，这些习俗和条约本身将为催生和巩固一部国际法提供资源”。杰克逊法官疏忽了一点，他没有指出一部完整的国际法迟迟未出台会导致的后果：在没有有效的实证法或超出现有实证法界限的情况下，伸张正义的重任就落到了审判普通案件的法官头上。法官们可能会进退维谷，他们很可能提出抗议，说这种加在他们头上的“特殊案例”不该由他们负责，而应该是立法者的职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13402

0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纽约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13284

0

在我的写作还很微不足道时，再提写作确实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这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但我相信正是写作的冲动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当我问自己：“如果灾难又发生了，我会怎么样？”答案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好的。我会继续写作。”正因我能这样说，所以我才能活在当下，并对它所提供的一切充满感激和快乐。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113172

0

比发现佛罗伦萨真实存在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与平时的生活环境突然拉开了距离，我所习惯的日常被打破，得以从那个习惯所塑造的自我中解脱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可以从头开始。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113151

0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113087

0

我们出版了布莱恩的五本书：1955年的《朱迪斯·赫恩》，1958年的《牧神节》，1960年的《金杰·科菲的运气》，1963年的《来自地狱边缘的回答》，最后还有1966年的《冰激凌皇帝》。但为什么，有了这些良好开端，我们却没有继续出版他的其他书呢？好吧，由于我们在广告方面太过节俭，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他。在电视孕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之前，图书推广几乎完全依赖于评论（这个我们总是能获得的）以及在报纸上做广告。采访和公开露面很少见，而且只适用于本身就有新闻的人。对作者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作者阿兰·庞巴德，曾划着橡皮艇穿越大西洋，想要证明遇难的水手如果知道正确的做法，就能在海上存活。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113073

0

返回首页电脑版

登录 | 注册 | 关于我们 | 意见反馈

句子抄您的句子摘抄本 ©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