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来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回不来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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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这类人”三个字，陆南才倒替自己感到悲哀。世上其实另有一类人跟街头难民一样，亦像鬼，被别人假装看不见，视为不存在，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自己。如果难民是鬼，陆南才坐在车里往窗外望去，跟他们是魍魉相看。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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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或实在都不是给定的，它们没有哪个是如其所是显现的，只有干预现象，废除现象，才有希望获得真知。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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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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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277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ー一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一一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換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必须是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眼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神使鬼差地想到胡编，“如果所有人都有问题，那么没人有问题”。深刻体会到，不要对法院抱有过高的“追求正义”的期望，法院不过是衡量双方证据的场所，对于恶和正义的思考还是放到法院之外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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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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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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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但战争对时间的影响，就像括号对文本的影响一样，当一个人恢复正常生活时，有时候感觉就像是中断之前的延续，所以即使带着战争的伤痕，你还是会突然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当那两个人在我们的作者资源库以及在我的生活里新鲜出炉时，日子正充满了惊奇、娱乐和欢愉的味道。到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这种感觉似乎很奇怪，但确实非常愉快。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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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简的文本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修改工作，但我确实曾阻止过她将一个故事放入《睡吧，女士》中。弗朗西斯也建议她不要这样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了。弗朗西斯的私人文稿目录中，在《皇家大道》的书稿旁有这样一条附注：“里斯小姐已经声明出版商拒绝将此故事列人《睡吧，女士》，认为语气上涉嫌反黑人。”说得没错，只是过于简单了。简与19世纪末出生的其他多米尼克白人在很多方面态度相同。尽管她经常谈到在孩提时代，她曾多么渴望成为黑人，因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狭小，但这只是对现有框架的浪漫反叛，而不是拒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有时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丝蔑视，就像加勒比种植园的老人们一样，会形容她喜欢的黑人们“忠诚”，还说一旦“我们”不存在，“他们”就会把事情弄得多糟（这就是《皇家大道》的麻烦），诸如此类。我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语，但她说得如此自然，总让我惊叹她在《藻海无边》里，能做到坚持作家的信念，超越了自我。”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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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谈论起他的不幸，他的挚爱中他用情最真、最持久的亚瑟，已经离开了他。他试图强迫自己禁欲般地接受孤独，却像个傻瓜一样，陷入不断的希望、不断的失望或以更糟的情况告终的境地。楼梯上的男孩就是他最新的失望对象，他只是偶然结识了他，结果证明还是不行。我说：“可是阿尔弗雷德，亲爱的，你为什么认为在小便池边随便认识的人会立刻变成你的真爱呢？”对这个问题，他居高临下地回答说我一点都不浪漫。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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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抬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 168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终于我发现，根本没什么冷风嘛！退休后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竟然是：“我真的很开心！”不仅开心，还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与其为我的出版岁月结束而难过，倒不如说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终于摆脱了”。然后，渐渐地，情况越来越好，因为时间越久，办公室里最后那些悲伤的岁月就越不重要，而我也越发意识到，自己在那之前的岁月有多么幸运。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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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将死的女人，最深的地方，散发出一种最深的快乐的光芒，仿佛她看到了什么。我兄弟也在，后来他说：“她的笑容真美。”那是我从未怀疑的爱的光芒，我只不过，看见了我一向相信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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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再需要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情爱关系，但我依然想要吞咽事实，想获得能让我的心智游荡、兴趣扩展的素材。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理解，我通过三本，哦不，是四本书而大开眼界，对此我真是开心极了。第一本书是《万魔殿》，汉弗莱·詹宁斯花费了多年时间收集了这本书绝妙的素材提纲，由他的女儿玛丽·卢在查尔斯·马奇的帮助下辛勤整理才得以完成，在他死后很久才发表。书的副标题是“当代观察家眼里机器时代的来临，1660一1886”，这本书让人叹为观止的丰富内容，高质量的文字及写作方式，令读者的心灵产生了欲罢不能的兴奋感。我读的时候根本放不下来，它让我清晰地看到发现和成就的欢欣由于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利益驱使，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果；看到理想主义如何倾覆而成为贪婪和肮脏。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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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自己，‘美丽其实存在于观察者的眼晴里，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和金色，只不过是植物按照大自然的生存原则长出的性状和色彩。它们的存在，本不是为了美丽，它们生存的目的，与荨麻其实无异…’很理智很清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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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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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希格斯曾经伪装成女流浪者潜入这一群体，她惊恐地发现，破衣烂衫的她不断受到男人污言秽语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一位女士的穿着，哪怕是一名正经的女工的穿着，竟是一种保护，”她写道，“一个男人对穷女子那肆意妄为的眼神，你必须先身有所感，才会心有所识。”她住进一家临时收容所里时，得知好色的男门房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却被告知在另一所济贫院里，“女门房几乎把照顾女流浪者的任务完全交到了一个男人手上”，周围默许“他对她们为所欲为”。还有一次，在她露宿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开始用一种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话。他问我丈夫在哪儿，并含沙射影地说我一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要她跟自己过夜，说会给她一份早餐。在经历了五天路上男人的这种对待后，希格斯得出结论：“我不应该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当时，希格斯与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妇女警告她说，如果她要继续流浪下去，必须得“找个男人一起”。许多妇女这样做了，并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汉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关系。她们的“随便”作风随后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用来加强警察和媒体心中“所有流浪妇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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