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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起这次散步是如何结束的，只记得我紧紧挽住她的胳臂，我们脚步匆忙，仿佛是在逃跑。我的灵魂已经出窍，路上哪怕踩到一个小石子，我觉得我们也会跌倒在地。

——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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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从墙缝里翻出了一枚家族徽章。以前云中村人家家都有这样一枚徽章。云中村人都是普通农家，没有重要文书需要签署，他们的徽章用樱桃木雕成，用途也寻常。做好一只馍，就在馍的正中盖上纹样。就像在村委会，在一张纸上盖上公章。馍在铁鏊片上两面烙过，再埋进火塘里的热灰里慢慢烘熟。云中村没有人能说出为什么要在馍上盖家族徽章。一件事物，当人们都说不出个道理来，那就意味着它将要在生活中消失了。后来，云中村人也懒得再在馍上盖章，这些家家都有的木刻徽章就从云中村消失了。

——阿来《云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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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宗教从业者。仁钦用的是政府登记册上对舅舅的称谓。阿巴说：我是非物质遗产，乡长不能不给我酒喝。

——阿来《云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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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感知本身就是某种终极的东西，我是说，感知甚至不连到反应、行动，感本身就是终点，是承受和享受。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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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描述甲虫的样子，就像你描述这个盒子是方的，你是在描述你感知到的东西，不是在描述你的感觉，这麽说吧，你是在描述感觉到的对象，而不是你的感受。你问：感觉能不能传达？你实际上问的是语言能不能传达感受，而不是能不能描述感知到的东西。那麽，语言能不能传达感受呢？我们可能想，既然我知道我的感受是甚麽样子的，我就可以把它描述出来，就像我要是知道一只甲虫长甚麽样子我就能把它描述出来。但你也可能跟着维特根斯坦说，不对，感受不是对象——你描述不清你盒子里的甲虫，你可以打开盒子把甲虫拿出来给我看看，可是你描述不清你心里的感受，无法打开心扉把感受拿出来给我看看。所谓掏心窝子、打开心扉，靠的还是言说。而我要说的恰恰是，言说感受和言说甲虫是两个大不相同的游戏。甲虫放在那儿，我们看，我们描述，不管看得仔细不仔细、描述得适当不适当，这都跟它是谁的甲虫没关系。甲虫是个外部对象，外部对象跟谁都不连着，感受却总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把你的感受端出来，无论怎麽端，包括用语言端出来，它就变得跟一个对象似的，跟你没有甚麽特殊的联系了。无论你怎麽描述，你都只能把它作为 what 来描述，所以，感知到的东西也是在理知的层面上成形。你能够描述出来的，永远都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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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人们常问我，一人出门，不寂寞吗？从买卖兴隆、拥挤喧嚣、体臭熏人的感情仿制品商店脱身，落入寂寞与孤独，自当庆幸；即使身处真情实意之中，人也该有一个机会出离他处熟的环境，中止不断重复的话语，在寂寞中同自己交流，从沉默的方面把生活再体会一遍。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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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我要画出能售出高价的作品”，那么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时刻拿这个标准来反观这幅画，但凡有一点失误和瑕疵，都会让我感觉无法实现预先的要求，于是烦恼升起，焦躁不安，甚至最后干脆扔下画笔，草草结束。如果以佛学的逻辑而言，创作一幅画时，只需要我按照当下的状态和条件去努力完成。虽然依旧要努力，但无需刻意要求作品达成某个设想的目标，只要我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认真地投入了，这幅画最后自然会完成。而它最终是否能打动人、是否会售出高价，应该是它未来自然呈现出的结果，与我当下的设想无关。此时的我少了一些执着，多了一些创作过程中的自由与快乐。就像此刻的我一样，如果只是单纯地努力写好这些内容，而不是时刻惦记读者会如何评价这本书，我反而感到放松。最终虽然可能有人赞扬，有人批评，但那毕竟是未来的事情，我也无法把控，所以并没有必要在此刻忧心忡忡，瞻前顾后。一旦我对这本书的评价有所执着，害怕负面反锁，就会陷入到自我中心的得失权衡之中，反倒无法自如地表达了。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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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的实践体系中，有“信、解、行、证”的说法。“信”指对于佛陀所教导的内容是否具备基本的信心；而“解”则指对于佛法正见的理解；“行”则指具体的修行落实；而“证”则指自己亲身去体验佛陀所觉悟的内涵。只有我们自己达到了觉悟，才能真正消除疑惑，对真理有无条件的信任与依归。真理就是“如是”而已，因为真相就在眼前，容不得丝毫的怀疑与诡辩。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佛教并不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也不是通过某种权威去恐吓或诱导的宗教，因为你是否愿意相信，其实最终仰仗你自己的真实体验和判断。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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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物并存而不对立，才是佛法最圆满的自在境界，也就是“自在”。在这样的状态下，哪里还有孤独的存身之处呢？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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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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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李颖迪《逃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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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又说回来，内向的性格也有利于写作的方面。比如说，它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散布在日常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而人总是在受挫后才开始反思，并去寻因溯源一一我遭遇的挫折越多，反思面也就越大，对自己的认识就越加全面和深入。反之，假如生活一帆风顺，我可能就会把精力放在追求更大的满足上，没有必要也意识不到要反省自己了。就我观察所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体上来说，内向的人会对自己的心理和性格情况更关心，外向的人则对外部世界更好奇。我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本质是再一次对自己的过往做出检视和反思，这件事我这辈子一直在做，已经驾轻就熟了，只不过从前很少诉诸笔端，只是在脑子里进行而已。至于我的经历本身，全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可言。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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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像花开雪落，自然而然，不为别的目的，只为写出时的满足和愉悦。我更希望自己写下的每个句子和每个词，都落地生根，扎扎实实，不浮不饰。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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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就这么周而复始。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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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妈在，梁庄还是家，爹妈一死，没牵没挂，村里和咱没关系。我那个时候不能算是换亲。我1983年结婚，整二十岁。当时家太穷，彩礼掏不起，我哥找不来老婆，我就想着，我说啥也得让我哥把婚结上。就给人家说，你不给我八百块钱，我就不出嫁。后来，拿这个钱，我哥算是把彩礼给了、酒席办了。传出去，就变成我换亲了。可后来，我也生气，我结婚时，我爹说给我买个立柜，一百二十块钱，我嫂子不愿意，我哥也不吭声，如果我哥坚持住，肯定也行。当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家，不会计较，可心里也多少有些伤心。那个年代，闺女说个婆家，送点彩礼，每年望夏走亲戚，送点东西来贴补家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咱梁庄家里没人了，也就没啥盼头了。我现在也不打听我侄儿们过得咋样，同辈亲、二辈表、三辈都算了（liǎo），人家对你也没感情。现在我只一心盼着我这个家好。有时候，看着别人娘家人来给女哩出气，咱生个气也没人来，也可孤单。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没啥来往。咋不念叨？多少时候做梦都梦见你，找你，去翻墙。想着我上穰县卫生局去见见你，心里就好了。成天在做你哩梦。小时候一起玩哩吵哩，多开心，笑多开心，确实是那种情况。小时候谁办的坏事，几十年之后才揭晓，大家都笑疯了。上次见月琴，说起她

——梁鸿《梁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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