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春光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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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是自吉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尼采韭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 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尼采决意要揭露这种虚假。他有一本书叫作《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一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一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 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幺会是一种“资源”?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幺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 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弗洛伊德和尼采在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造反”的倾向,反叛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如果说尼采的反叛思想颠覆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幺弗洛伊德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颠覆了对于人的理解,这个颠覆的关键点是“人的理性”。如果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那幺弗洛伊德就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成为现代思想更上的另个里程。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弗洛伊德发现了什幺呢?简单地说,他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作 “无意识”。无意识中暗藏着巨大的能量,是人的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 以科学的名义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你可能听说过这“三元”的名字: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 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弗洛伊德以科学的名义论证了一套普遍性的精神分析学说,给出了一个人格真相的“科学研究成果”:理性的力量根本没那幺强大,力量最强的其实是人的原始欲望,理性只是在不断想办法应对这些原始欲望而己。于是,启蒙...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入与人之,那幺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 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城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伯林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说,人类信奉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比如,中国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有人会选择忠,有人则偏向选择孝,但两个人都会理解对方的选择。如果这时出现的第三个人是外国的传教士,他说虔诚敬神才是最重要的,前两个人也有可能能够理解他。但如果来了一个人说,你们都不对,杀人才是最高价值。“杀死一个人和踢开一块石头就是一回事,根本没什幺区别”,这种说法就完全不可理喻了,只有疯子或者非人类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种不可理喻的感觉,恰恰表明人类具有最低限度的共通性。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很容易和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混为一谈,但伯林自己一直在努力澄清,他的主张不是主观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总结一下,伯林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是客观的或真实的,但他们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人类困境。价值一元论试图克服这种困境,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错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三,当你问一个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提问往往不会得到盘有启发性的回答。因为提间方式本身过于笼统(general),也只能得到个笼统的答案。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 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暖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 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 “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或者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 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相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 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