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矜勿喜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哀矜勿喜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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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年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然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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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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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人庆祝国庆是在每年的7月4日，这是美国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美国的建国就是从那一年算起的。但是，这个时候，为时8年企图脱离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刚刚开始一年，美国只是宣布了它决心独立这样一个目标，离开真正的独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当时的美国根本还没有象其它的国家那样，在成立的时候拥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象象样样的政府，也没有总统，没有宪法，没有很多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必须有的东西，它的建国者甚至还没有把美国的江山打下来。　　独立宣言是由所谓的"大陆议会"发布的。这个"议会"，只是当时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各个地区的代表，暂时凑在一起的一个"会议"而已。这个"大陆议会"算不上是政府，它的第一次会议也不是"独立宣言"发表那年。1774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的两年之前，它已经开过一次会，决定"造反"了。只是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反"的，还只是"反"英皇的不合理法令，目标并不是独立，而只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两年之后，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段和英皇驻军的战争，此时他们一致认为，不摆脱英皇的统治，他们不可能自由。这才产生了独立的念头，有了"独立宣言"。因此，严格地说，这时，美国的建国者只是宣称要"独立"，天下却还远远没有打下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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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那时很年轻，十六岁。妓女爱怜地吻他的额头。火车一站一站地停，你就这幺一站一站地下车幺。旅人感到迷惘。火车火车轰隆隆，请问你要去那里？那是儿时的游戏，其实像点指兵兵。点指兵兵，点着谁人做大兵；点指贼贼，点着谁人做大贼。旅人说他想哭。要是我哭了你会取笑我吗？女人温柔到极致了便如出一辙地像起母亲来，说哭吧你想哭就哭，让我来抱你。

——黎紫书《野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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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霞没说呢。迁离近打组屋后的这些年，她也在梦里一再回到巴布理发室，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完成一盘又一盘的棋局。说了难道细辉就能理解，就能相信吗？梦境与真实看似如出一辙，像镜里镜外同一个漆黑的世界，但她就能感知和分辨出两者的质地不同。她在那些梦里，听觉可要比醒着的时候更清晰，可以阴明白白的听到塔布拉里头有埋不住的萨朗吉；音乐之外有巴布轻微打鼾，电风扇在摇头；店外有卖衣服的马来妇人阴声细气的交谈；有华人的孩子一边在玩快乐家庭”纸牌，一边说着各种耍赖的话，指责别人作弊；有麻雀啁啾。她没说呢，她还闻得到迪普蒂在一旁走过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香风。拉祖在那些梦中越来越少说话。偶尔他发言，梦里梦外的黑暗便都彻底静默，并为之颤栗。银霞记得在黑暗中，拉祖的话逐字逐字，像从远处接踵而至。他说：“银霞你唱歌吧，你的声音好听得像锡塔琴。”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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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大概就能博得细辉一粲，值得他吃吃地笑，银霞便也笑起来，像是为他那微弱的笑浇点油加把火。细辉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晓得银霞也以为不可能对他说得清楚，他笑或不笑楼梯间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就像一只伫足在指尖上的飞蛾，它安静地一动不动，或是它微微地振颤翅膀，周遭的空气是不同的。所以，此刻银霞就像以前坐在楼梯间一样，默默感受着细辉的存在；心里想，你不想说话就别说吧。我在这儿陪陪你。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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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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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就实际意义上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言）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作家是发现受难在艺术经济中的用处的人一正如圣徒们发现受难在救赎经济中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可以在帕韦哲对如何利用和如何运用他的受难的思考中，找到他的日记的整体性。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但它不被设想为苦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于是，我们在帕韦哲一九三八年的一页日记上看到了如下的一连串思想。他写道：“文学抵御着生活的攻击。它对生活说：“你欺骗不了我。我了解你的习惯，预测并玩味你的反应，通过陷你于巧妙的障碍中而停顿你的正常流动，以此偷取你的秘密。”抵御一般事物的其他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是我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这正是我们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原因这正是顺从苦难的原因。它为自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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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术门类中的超现实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通过极端的并置方式（“拼贴原则”）来摧毁传统的意义，创造新的意义或反意义。美，按洛特雷阿蒙的话说，是“一只缝纫机和一把伞在一张解剖台上的不期而遇”。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艺术，其活力显然来自冒犯，冒犯观众的那些奉为圭臬（nie）的陈规惯例，更重要的是冒犯媒介本身。超现实主义的感受力旨在通过极端并置的技巧来震惊观众。超现实主义的这种极端并置原则的运作，甚至可被解释成精神分析的一种经典方法，即自由联想。弗洛伊德的解释技巧把患者所作的没有经过事先考虑的各种表白解释成其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表述，这说明该技巧建立在我们在现代艺术中习以为常的那种矛盾背后存在着连贯性的相同逻辑上。利用这同一种逻辑，达达主义者君特·希维特斯以刻意选择的非艺术材料创造了二十年代早期的废弃构成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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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松六部影片所具有的力量在于这一事实，即他的纯粹性和严谨性不只是一种有关电影资源的主张，像现代绘画的力量主要在于它是一种有关绘画颜料的见解那样。它们同时也是关于生活，关于科克托所说的“内在风格”，关于最严肃的方式获得人性的一种观念。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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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边，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于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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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男人，你被告知说这是男人性欲的一部分，纯粹的性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女人并非如此。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和一个白痴吃早餐，我会觉得很难堪—尽管我认为我不应该感到难堪。而且我还感到一这也是女性境况的构成—我吃亏了。然后我就想，“咳，男人跟女人上床时就不会这幺想”。但我就是不自主地觉得自己在屈就。男人的性就建立在这种屈就上。然而，与其对自己说，“我屈就一下也挺好，这没什幺，为什幺不呢？”，与其对此感到难堪且不欣赏自己的难堪，我显然更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不这幺想的世界上。我认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性上对男性施加着一股约束力。没有哪个异性恋男人可以像同性恋男人那样去滥交，因为他仍然要面对女人，女人要求的可不只是随便在什幺地方做个两分半钟的爱。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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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人无法正面地去思考死亡正如人无法正视太阳。我只把它想成是斜的。玛格丽特：我还以为我们聚到这儿是来谈论生命的呢。艾米莉：死亡是衬里。是缰绳。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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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在路上，难免会碰到男子的示爱甚至求婚有时是儿戏，有时是膨胀的欲望或赤裸的调情，有时却是改变生活的渴望一当人们厌恶了自己的生活时，常常会误以为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具有一种新鲜而刺激的力量，能将自己的生活改头换面。然而，力量存在于内心，倘若自己没有力量，别人也无法给你。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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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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