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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持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p26-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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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家庭在现代解体之前，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意见由家长代表，他据此来统治家庭和防止家庭成员可能的分裂。社会兴起和家庭衰落同时发生的惊人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家庭单位已经被吸收到相应的社会团体中了。而这种团体成员之间的平等远非同侪之间的平等，与家庭成员在家长的专制权力下的平等也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在社会中，到处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所释放的巨大自然强力最终废除了代表共同利益和正当意见的一个人的实际统治。顺从主义现象是现代发展最后阶段的典型特征。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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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人的确是一个统治者和主人，不仅因为他是主人或他把自身确立为整个自然的主人，而且因为他是他自身和他活动的主人。但对劳动动物和行动者来说就不是如此，前者被他自身生命必然性所支配，后者始终要依赖他的同伴。单单凭着对未来产品的形象，技艺人就能自由地生产；而单单面对他双手的作品，他又可以自由地破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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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善的人虽从来过不上独处的生活——他总是与他人在一起，为他人着想，但却根本上没有见证，并且首先缺少的是他自身的陪伴。他虽不是独处的，但却倍感孤独；他与他人在一起，却必须向他们隐藏自己，甚至不相信自己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哲学家总是能得到自己思想的陪伴，而善行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陪伴；善行必须在完成的瞬间被忘却，因为哪怕是记忆，也会破坏其作为“善”的特质。而思考由于可以被记住，就能凝结为思想，并像所有由于回忆而存在的事物一样，可转化为有形的对象，比如写下来的纸张和印出来的书，从而变成人造物的一部分。善功，由于它必须即刻被忘却，就从来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来去无痕，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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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彻底独立的，不依靠任何群体，包括德国抵抗运动在内。这一立场完全由人格力量来支撑，它的高贵正好在于：即使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中，他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确证。而在这种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也变得绝对不可见并因而无效了——甚至理性都可以被消灭，假如所有具备理性的人都真的被杀掉了的话。当一个人不可冒犯、不可诱惑和不可动摇之时，他身上就具有了某种迷人的东西。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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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人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正如康德所说的，“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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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i，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主义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反对耶路撒冷法庭、主张成立国际法庭的人不及其数，其中也不乏知名人士，但只有一个人清晰而坚定地宣称：“对犹太人的犯罪也是一宗对全人类的犯罪”，“因此裁判权只能交付一个代表全人类的法庭”。这个人就是雅思贝尔思。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从纽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 引发众议——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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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版，以及随后再版的早期作品（除了两三个她觉得不够好不值得保存的故事之外），让她有了点钱，并不太多，但足以保证余生温暖舒适。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名气，对此，她几乎完全无动于衷，但这肯定比被遗忘要好，当然，还为她带来了朋友。在所有朋友中，索尼娅·奥威尔＇对她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索尼娅给我的感觉是令人厌烦。她经常喝得太多，很容易感到无聊，这让她变得易怒，有时甚至粗鲁，而且自以为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据我所知，她的头脑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尽管我怀疑是简的突然成名，而不是她从事写作这件事，让索尼娅接受了她，不过一旦她做出了决定，就会非常慷慨。从简1966年出版《藻海无边》开始，直到简生命的尽头，索尼娅每年都资助她在伦敦度过漫长的寒冬假期，还送给她许多昂贵的礼物。我有一次谈起她的花费，索尼娅告诉我，自己一直因为继承了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收入而感到尴尬，所以决定用这些钱来帮助拮据的作家们。她害羞而抱歉地说着这些话，不想让我觉得她过于慷慨，也不愿为此受到赞扬。相比花钱，她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在决定给简提供美好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细心。她不仅支付酒店账单，还会提前支付所有小费，并向管理人员解释这位老太太所需的特殊照顾，为她预定美发师、美甲师，为她添置漂亮的睡衣，为她留意冰箱，让里面装满白葡萄酒和牛奶，以备简睡前所需，还给她买书、组织访客……有时她甚至会做自己最讨厌的事（和我一样）：带简去买衣服。但这件事实在是太累人，太无聊了，最终我们都受不了了，罢了工。但随后索尼娅又鼓起更年轻、更强大的勇气继续照管下去。她还是我们所谓的“简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她、弗朗西斯和我经常碰面讨论“简的问题”，如何让简的财务状况井然有序，或如何帮她找个与平房相比不那么局促、同时又离伦敦近的住所。（但这方面我们相当不成功，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可行方案时，简都推三阻四，还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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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我最喜欢那些生活在久远年代、相信天堂地狱真正存在的艺术家创作的油画和雕塑（这些东西对我非常重要）。在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当迪里克·布茨的油画《哺乳圣母》突然映入眼帘时，我身上像过了一道快乐的电流一样，毕加索或玛丽·卡森画笔下的母子都没给我带来过这样的快乐，也没有任何一幅画比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基督诞生》更能感动我。这并非艺术家高超的技巧产生的魔咒……这种吸引力其实来自艺术品中呈现的无我之感，中国的青铜佛像、中世纪的木刻天使，以及非洲的面具，均有类似感觉。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工匠并不打算通过作品表达自我，或对所描述的对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似乎尽力去呈现一种非自我的东西，对此他有着内在的尊重、爱或恐惧，他竭尽全力向我们展示这一切。画家用什么办法在作品中体现这种纯洁的意图，我不得而知，我只是真实地感受到了。只要把14或15世纪任何一件值得尊重的、描述圣母与孩子在一起的半成品，与随便一件当代作品比较，你就能看出这种差异，这种感受源于艺术家将他想表现的东西视作理所当然。从17世纪开始，宗教艺术里多了些多愁善感和歇斯底里的成分，但这时技法已非常出色。到了20世纪，艺术家就完全沉浸到了所描述的对象之中，想想埃里克·吉尔那甜腻而且装模作样的风格吧。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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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十岁时还觉得自己距离中年不过咫尺之遥，在人生的航程中，尽管我已不在壮年的安全之船上了，蛋就算下了水，也还依然在大船周遭梭巡；七十岁生日，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同，因为我一直尽力忽视年龄；蛋到了七十一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确实是老了，刹那间，这个事实掷地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我看见时间正将晚景一步步推入视野。我曾试图相信婚姻是理性的，但实际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无伤大雅的言语有些涉及别人的老公，但我从未心生愧疚，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婚姻。如果我们的关系会被哪个老婆发现（实际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那也一定是因为她老公不小心，绝不会因为我。忠诚不是我的美德。有些情况下这种约束确实存在，比如忠于家庭；但如果你效忠的对象背叛了你，这事就会变得有点愚蠢。比如你的兄弟是个杀人犯，这时你还排除万难与其站在一起，在我看来总有点大脑进水。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无非是想取悦世袭体系里的老大罢了。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的终结。人应该说话算数，这我同意，但性事上天天盘旋纠结终结问题，就有点无聊了。妻子对丈夫必须绝对忠实，这一信念有着深刻的、盘根错节的古老起源。不仅因为男人需要确认自己真是孩子他爹，在更深入、更黑暗的内核中，还有一种男人占有女人，上帝事为了让“他”方便才创造了“她”的含义在其中。而女人吵吵嚷嚷、万分焦急地想要丈夫对她忠诚，也是缘于同样原始而古老的根源，就是她比粗以此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我的态度更倾向于法国人的想法，不论性的不忠多么不值得推崇，只要处理得当，就完全可以接受。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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