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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诺齐克自己的主张是什幺呢?就是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也译为“放任自由主义”)。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我先给你摆出来。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请你特别注意“道德辩护”这四个字。通常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各种好处,都着眼于经济效益的方面,比如生产效率高、经济发展快、生活水平高,等等。但这些特点都不是诺齐克关心的要点。他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出于道德的理由,因为它最充分地尊重和保障了个人基本权利,所以能造就一个最为正义的社会。这听上去违背我们的常识啊,资本主义怎幺可能是正义的呢?诺齐克的观点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他是如何论证自己的正义理论的。诺齐克讲的正义不是“分配的正义”,而是“持有的正义”。他认为,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分配,而是我们持有(holding)的东西。核心问题是,在什幺条件下,我们持有的东西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呢?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诺齐克开始了自己的论证。诺齐克的论证有一个出发点:我们最初能正当拥有的是什幺呢?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诺齐克称之为“自我所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我们作为人,对自身的所有权是不可剥夺的,应当免于一切外部的侵犯和干涉,这理所当然是正义的(因此,所有奴隶制肯定都是不正义的)。自我所有权的正当性是诺齐克理论的前提。但仅仅拥有自己是活不下去的,我们还需要获得资源和财产。这里,诺齐克就提出了他的三项正义原则。拥有财产的第一步...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的转让,等于盗窃或者强制芳动。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难道诺齐克反对一切税收吗?也不是,他同意最低限度的征税。只用于国家履行安全保障功能,而不是财富分配。这就要提及他的国家理论。 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 te)。这样的国家行使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是“最小的”):只要保障个体公民的基不西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就不应当再有其它功能。对于个人之间自由自愿的交易活动,政府也无权干预。 “最小国家”根本不会担心社会经济的分配模式是什幺,而只要保障人们持有的程序正义,也就是满足持有正义的三个原则。 诺齐克认为,这样的最小国家,把个体自由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框架,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乌托邦群体。佛教徒可以自由结成佛教社群,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组成共产主义社群,唯一的条件是彼此自由自愿的同意。在诺齐克看来,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 两种不同的正义理论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幺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延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膜式。诺齐克反对任何“模式正义”理论。他认为,只要你允许人们的自由交易那幺任自慨定的结枸模式都无法维系。必须通过强制的再分配才能回到展式。在他看来,模式正义”在道能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微就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际。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令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岐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