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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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共2021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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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怡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从实践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结果是什幺呢?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 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之所以会编造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安慰。虚假思想虽然能带来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比如说,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很爱钱,但因为贫穷感到自卑,于是他就去信奉一套所谓“高尚的人应该视金钱如浮云”的说辞来躲避自己的自卑感。 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人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布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三,当你问一个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提问往往不会得到盘有启发性的回答。因为提间方式本身过于笼统(general),也只能得到个笼统的答案。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 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暖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 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 “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或者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 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相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 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