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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1933年，因纳粹上...

共354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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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同（由党卫军帝国领袖和警察头目领导的）“温和派”的战斗中败北。失败的第个征兆出现在1945年1月，当时库尔特・贝歇尔中校被提升为上校，那是艾希曼在整个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头衔。（他自称自己所在的部门没有晋升机会，这话只有一半属实。他本可以成为IV-B处的处长，而不是VB-4科的科长，从而得到自动晋升。事实上，像艾希曼这样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如果不上战场的话，不大可能升到比中校更高的位置。）同月，匈牙利解放，艾希曼被调回柏林。希姆莱任命他的死对头贝歇尔为特使，负责处理一切集中营事务。艾希曼从“犹太人事务”办公室被调去负责“抗击教会”。一来，对付教会根本不重要；二来，他对此一无所知。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突遭降职，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信号，说明希特勒的话并没有错：1945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宣布，党卫军不再可靠。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希腊人对本国犹太人命运的冷漠态度，似乎直到这个国家被解放以后依然没有改变。默滕博士，作为艾希曼审判的辩方证人之一，如今有些自相矛盾地声称，他对一切毫不知情，却在不经意间救过许多犹太人的命。战后，他作为一家旅行社的代表平安无事地返回希腊；后来被捕，不过很快就被释放并准许回到德国。他的案例大概比较特殊，因为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总是以酷刑告终。他在柏林当着控辩双方代表的面所提供的辩护词当然很奇怪。他说艾希曼曾协助营救约两万名萨洛尼卡的妇女儿童，而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维斯利策尼。可是最后他又说，在他作证前，艾希曼在林茨当律师的哥哥找过他，还有一个由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德国组织也找过他。艾希曼本人对这一切予以否认——他从未到过萨洛尼卡，也从没见过这位对他很热心的默滕博士。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接下来是艾希曼的最后陈词：他等待的公正落空了；法庭没有相信他说的话，尽管他一直在竭尽全力道出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即便他从来就不是仇恨犹太种族之人，也从未想成为人类的谋杀犯。他的罪过在于服从，而服从曾经是备受称颂的美德。他的美徳被纳粹头目滥用，但他并非首脑人物，而是受害者，只有头目们才应受到惩罚。（他并没有像许多其他底层战犯那样过分。那些人抱怨说有人告诉他们永远不必担心“责任”问题，而他们现在也无法对那些“有责任”的人问责，因为这些人不是自杀就是被绞死，“都逃了，弃他们而去”。）“我不是禽兽，没有变成他们想要把我变成的样子。我成了个谬论的牺牲品，”他强调说。他没用“替罪羊”一词，却肯定了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所说的—— “定是要在这里代替他人受审”。两天后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九点，艾希曼被判处死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她智慧的吸引力，也许还基于她标志性的努力，即把看似无关的现象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从根源上悲观的世界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对之持续产生影响）同人的境况（ vita activa）、同公开行动的原则相结合。这尤其适合解释那种介于她主观感受到的“犹太性”同她对（一向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志的）徳国文化传统无法撤销的纽带二者之间的紧张。在海德堡的塑型期她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试图通过研究拉结・范哈根・冯・恩泽来认清自我。对于这个被同化的犹太女人，一个被潜在的反犹思想包围的人，这同时也意味着，确立犹太人在欧洲市民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很多企业发现在死亡营附近，了解海德建立分厂有利可图）。（除了党卫军旗下那些不太重要的工业企业，法本化工公司、克虏伯エ厂、西门子一舒克特工厂都制订了在奥斯维辛地区以及卢布林死亡营附近的建厂计划。党卫军同商人之间的合作完美无缺；奥斯维辛的赫斯就同法本化工公司代表的交情很好。工人工作条件极差，假借劳动杀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据希尔伯格的说法，在法本化工公司工作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两万五千人。）对艾希曼而言，遣送和运输不再是“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他的部门成了纯粹的工具。于是，当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束之高阁时，他感到十分“怨愤和失望”；唯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在1941年10月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