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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相伴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标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徇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秉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幺大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时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还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幺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幺,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幺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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