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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来了深圳,才算得上第一次出远门。“银钱冷冰冰,儿女疼人心。”跟着女儿在深圳,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老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也算是实现了“梦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我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但对我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而言,保洁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们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搬出来后,阿姨决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她让老伴辞去在车库的清洁工作,代替她去照顾孙女。这一系列决定,阿姨做得丝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讲究效率,务实,用最实用、最划算又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利益与平衡。这种用市场经济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反而使双方都获得了自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认识的许多保洁员都跟母亲和喜年一样,无论男女,总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 当其他保洁员问及母亲“你儿子结婚了吗”,母亲总是挂着尴尬的微笑。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做主的范畴了,她带着忧愁的心情,说出像玩笑一样的方言:“我的儿媳妇还挂在树权上。”“挂在树权上”,一种悬而未决、不稳定的状态。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衣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一一“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父亲则在这次体检中查出了轻度脑萎缩。他们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这件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过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每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哀怨的语气跟我说起外婆跟她说过的话: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哪有牛儿不抵母?我问她,妈妈,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头抵的!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烟: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环境清洁。如果要追溯这个名词的来源,它其实源自英文“House Keeping”,简称“HK”,“HK”也是香港的简称。日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成长于匮乏的年代,受这样的教育。饥饿的乌云从未在母亲头顶散去,在心底形成阴影。母亲坚决反对浪费。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有时候,矛盾会集中在同一时段爆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可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有哪些东西你看上了他没看上、他看上你又看不上,耽误时间。我自己的话想买就买,想走快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膨膨的啊!”“膨”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膨膨”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们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这让我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母亲见到的,向那些说过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的租户,大概都是不会跟母亲有任何平等深入交流的陌生人——“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陌生人说出这些礼貌用语的,也许是怀着祝福的心情吧。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深圳的楼宇大厦、小区、学校、医院、工厂、街道、广场、马路、公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保洁。它包含擦除、冲刷和净化,是苦工、单调作业和体力劳动。若用宏大抽象的词汇来表达,保洁的工作是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卫生清洁提供有效保障,是为了让社会“更好”而洁净。对污物、排泄物的处理和清洁,不仅标志着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也标志着文明。当下,保洁已经不是仅仅拿着扫把就可以做的工作。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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