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搜索
许冲时常也会有一丝悲哀：“在大部分社会里，衡量精英的标准偏向于精英所掌握的话语空间、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财富。当下，体制内的绝对权力和体制外的财富成为时髦追求，而不是文化涵养、智识和思想。我们接受不了‘滑落’，好像走错一步，人生就毁了。我每隔几个月就会经历一次低潮，陷入内省，越内省越怕，越内省越空虚。”
——张小满《大厂小民》
几天后，我所在的岗位公开招人，招聘要求里有几个词语，我看了一眼便无法忘记：聪明、灵活、韧劲好、逻辑思维强、推导缜密、对人有兴趣。它们像一股云团一样撞向我。我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否定，因为看起来每一个词语都像我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奇异的理性，什么样的人能真正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每个词语都是主观用词，无法佐证。在一个场景下，它们可以是褒义词，在另一个场景下，也可以是贬义词。
——张小满《大厂小民》
很多词语的含义在职场语境中会变异，语言会被污染。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也许是刻意营造抑或群体心理暗示，在大厂，汇报，有超越这个词本身的更多含义。谁获得了汇报机会，至少能够说明他是那段时间被重视的人，而一直丧失机会的人会有危机感。因此，似乎每个人都在争取汇报、学习汇报，在每次汇报前都自带神秘的紧张感与汹涌的力量感。—— 在职场，很多人能通过机敏的方式向各层级leader展示自己的能力。适时在群聊中抛出一个新颖问题，引发讨论；在leader提出问题时，给出中肯建议，引起注意。他们总是不过分张扬又游刃有余，在恰当时机完成一次工作小汇报。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把自己定位成了“辅助者”。我后来知道，下位者心态在职场上很致命。我有一种现在看起来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能做擅长的事，默默无闻也没关系。因此，工作过程中，与更上级leader的沟通几乎都由江小渔完成。大部分关于工作方向与成效的信息由他来向我传递。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所做工作的具体细节，只有江小渔清楚。
——张小满《大厂小民》
有时，为了方便做笔记，我会把方案用A4纸打出来。leader有节奏地翻阅，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回忆起几次面对面修改方案时的对话，发现在大厂里，一个基层管理者能专注的时间很有限。在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被手机弹出的信息、电话打断，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回复别人的信息，时间被一片片分割和争夺。我经常处在被动等待中。等思绪拉回来，我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感受会让我觉得不平等，但只要有耐心，我们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些共识，但这种共识很脆弱，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张小满《大厂小民》
一些更年轻的同事会在中断后选择跳槽，每次都能成功并且涨薪。这其实打破了刻板印象：HR不喜欢频繁跳槽的人，显得不稳定。 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经验是：大厂在招人时，更在乎一个人身上是否拥有某种特质，或者刚好需要同行的最新经验。用完了，能继续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在供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这种“用后即弃”的高效用人方式，让人成为项目传送带上的燃料。
——张小满《大厂小民》
这些同事会很自然地把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大环境鼓励把人工具化，我们称其为“借力打力。” 随着编辑部运转越来越成熟，我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娴熟”的同事。我在很多时候都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工具”和“资源”，我做的事变成了别人可以汇报的“成果”。我宽慰自己，这才是职场现实，对别人有用，是一种存在价值。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问学人类学的大厂朋友，压力大时，身体反映出的最直接的信号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梦见leader。”
——张小满《大厂小民》
工作中大部分时候要靠猜老板的心思生存，这大概是文科生的普遍职场困境——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去判断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一旦标准变得主观，就意味着老板的心情很重要。
——张小满《大厂小民》
“赛道”流行，足以说明把职场当竞技场的观念深入人心。赛道上挤满了人，漫步会被绊倒或出局，只有跑得更快才能有一席之地。有时人太多，就得换一条新赛道。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想，如果我的目标不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能在体系里获得更多物质，那我在心态上其实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保持更多自主性。事实上，我还是感到溃败，无法毫不在意。我被利用了吗？我在嫉妒工作伙伴吗？我感受到不公吗？
——张小满《大厂小民》
尤其是八卦，它在职场中有神奇魔力，总能立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挑起兴趣。闪闪发光的眼睛，闪闪发光的脸，带着极其吸引人的热忱。如果有人不听，将是极大的损失。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大厂这些年，我总是去捕捉他人的反应，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这让我一直处于担忧之中，担心完这个又担心那个。一种无形的力量营造出的极度不安全感和对未发生之事的焦虑紧随着我——这正是这份工作的残酷之处。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之前止住的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干涩的喉咙像卡了药粉一样苦涩。跟很多遭遇类似情况的打工人一样，我第一时间拐向了走廊旁边的卫生间。四个隔间都有人使用，那一刻，我很想用脚踢门，再也无心等待。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形明显地感受到，她不在团体之内。她能准时下班，几乎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也很少和我们产生私人交流。后来，她生了二胎，工作便交接给另一个新来的外包女孩。 郑游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大大方方介绍自己是外包的人。他总是早早地到工位。闲聊时，丝毫不掩饰自己和我们不一样，同时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也热衷分享他在做的事。我每次在电梯间碰到郑游，他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我们在工作中偶有交集，他偶尔会利用空闲时间走到我们的工位区聊聊天。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会主动问领导“如何拿高绩效”，他坦率地回答：“老板也是人，没有人是无欲无求的…
——张小满《大厂小民》
进入大学之前，在塞耶斯的观念中，女子接受教育是寻常事。然而此时在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内，女性地位却正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运动人士一直向大学呼吁允许女性在中学毕业后以与男性同等的资格继续接受教育。这一呼吁一旦推行，将极大改变社会现状，因而激起一些社会评论家的极力反对：一部分人以医学为借口，称教育会打乱女性的月事，引起生育系统紊乱；一部分人称女子一旦接受教育，在古典文学的耳濡目染下，将变得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校园里的大龄单身女老师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她们灌输一些“关于感情观念的歪理谬论”；甚至有人称一旦社会大范围雇佣女性员工，可能会引起性别对立的严重浩劫，最终导致种族灭亡。1873年，牛津大学的两所学院承诺为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中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当考试成绩发布，一名叫“安妮罗杰斯”的女学生名列榜首时，学院却尴尬地收回这一承诺，只以几本书作为安慰奖。罗杰斯后来成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牛津大学。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朦胧的幻影，为这则被轻蔑的讥笑和紧闭的大门充塞的故事带来了第一缕希望。社会将女性困囿于家室，训诲她们娴静端庄。倘若她们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则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这样的束缚制约着女性的想象力。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第六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 P303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最盼望的莫过于你能一如往昔，予我最大的自由去摸索自己的路，这样你我将携手踏上未知而风险不定的旅途。当然，你已经赠予我许多欢乐。你我所期盼的婚姻，应当是热烈而生机勃勃的，它会永远鲜活、永远炽热，绝不会像这世上多数婚姻那样僵滞淤塞，从不需费心经营。对于生命，我们真是贪心的攫取者，不是吗？但假若我们能够如愿以偿，那将多么美好！”伍尔夫深知要想在婚姻中脱离传统束缚将面临多少挑战，但她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接受马格丽委托之后，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学形式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她一直以来坚信作家应当被允许赦免的那些社会责任。她感到自己无法去探知罗杰对家人、对那些风流韵事的矛盾态度，沮丧地写道：“人们怎么用委婉的方式谈论二十位情妇？”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微信公众号搜索“句子抄”，关注我们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