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无非是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定违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臭名昭著的混蛋也可能是心地高尚，十分真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依然是个混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且常常看的比我国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不折手段；什么都绕着走，凡事都退让，对所有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而又实惠的目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我的无限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一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而这目的本身，不用说，无非就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可是，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拒绝一万五是为了以后拿三万。不过，您知道吗？”他想了想又接着说，“我怀疑福马真有什么打算。这是一个什么事干不了的人：从某一点来看，他也可以算是某种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娜斯津卡，您知道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我已经不得不举行周年庆祝来纪念自己的种种感受，来纪念从前是那样可爱，而在现实中却从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举行周年纪念，也是基于那种同样毫无结果的愚蠢梦想一一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由于连这些虚妄的梦想都己不复存在，而且没有办法再得到它们了；须知梦想也不是不付代价便召之即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一一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及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也同样无所作为，但起码有时候可以把自己揍一顿，这毕竟可以使人活跃些。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比什么也不做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再重复一遍，强调地再重复一遍：所有安歇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之所以充满干劲，无非是因为他们脑筋迟钝和治理有限。这情况应当怎样解释呢？应当这样解释：他们由于自己智力有限，于是就把最近的、次要的原因当成了初始的原因，于是也就比别人更快和更容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无可争辩的基石，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这是最主要的。要知道，为了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不留有一丝一毫的疑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的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我用我狂热的友谊把他吓坏了。他是一个天真有凡事顺从的人；当他完全听命于我时，我又立刻开始憎恨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这人十分虚荣，就像有人扒了我的皮，一碰到空气就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后我自己也受不了了：最这年龄的增长，逐渐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与人交往，需要朋友。我曾经尝试过开始与某些人接近，但是这接近总显得不自然，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真正的生活也不懂，我敢起誓，他们最激怒我的正是这点。相反，他们用荒诞又愚蠢的态度来对待最明显又最刺目的现实，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习惯了只知崇拜成功。所有正义的但却遭凌辱和摧残的一切，都受到他们狠心而又可耻的嘲笑。” 如果他仅仅想用这种将军般的姿态气我，那我想，那还没什么；我会啐口唾沫，嗤之以鼻。如果他真的毫无气我之意，他那颗山羊脑袋当真以为他大大超过了我，因此他对我的态度只能是垂青和呵护，那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来。” 要知道，女儿自己喜欢的那人，在父亲看来，总是最差的。就是这么回事。就因为这道理，家里才发生许多不幸。她这里故意用嘲弄做伪装，这是羞怯的、心地纯洁的人惯用的最后手法，因为有人粗鲁地、死乞白赖地要硬钻进他们的心灵，而他们由于自尊心作祟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肯就烦，害怕在您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我假装不懂（不过我也不知道干吗要假装，大概，为了美吧）我知道，她可能思绪紊乱，一时弄不清个中细节；但是我也知道，她肯定会十分清楚地懂得我说话的实质。结果还果然是这样。她的脸变得像手帕一样煞白，她想说什么，她的嘴病态地扭曲了一下，但是她的两条腿仿佛挨了一斧子似的，猛地跌坐在椅子上。在随后的时间里，她听着我说话，一直长大了嘴，瞪大了眼睛惊慌万状地哆嗦着。我说的极端卑鄙无耻的话把她压倒了。因此当时我甚至对这种奇怪的情况居然没一下子明白过来，发生了这样的事：受到我侮辱和感到难堪的丽莎，远比我想象的要懂得多得多。她在这一切当中懂得了一个女人如果真心爱一个人就会首先懂得的东西，即我本人很不幸。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我好不容易说道，接着就走到沙发旁，倒在沙发上，在真正的竭斯底里中痛哭了大约一刻钟。唉……我至今还坚信，正因为我羞于抬起头来看她，所以当时在我心里募地燃起另外一种感情……一种统治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请你们用心看看！要知道，我们甚至都不晓得，现在这活的东西在哪儿，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你们加入撇下我们不管，叫我们离开书本，我们就会立刻晕头转向，张皇失措——不知道加入哪一边，遵循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视什么了？我们甚至连做个人，做个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血肉之躯都感到累，并引以为耻，竭力想做一个不曾有过的泛人。我们都是血死胎，而且生我们养我们的人早就不是那些有生气的父辈了，可我们却喜欢这样，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快，我们就会设法让观念把我们生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高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表现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吧，我极其自然地想活着，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生命机能，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机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些东西，理性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让人快慰，但为什么不把它据实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却是调动一切，整个儿活动着为了有权渴望去干那对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要知道，这真是愚不可及，这是放纵自己的任性，当事情已经发展到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当只有二二得四红极一时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须知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时对此甚至堪称酷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下意识里害怕达到目的，完成他所建造的大厦？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才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苦难——要知道，这就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因为无所事事地枯坐深感无聊至极，所以就装腔作势一番。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明白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却硬是把它们置之一旁，而冲上另一条路，去冒险，去碰运气，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们这么做，可他们似乎正是偏不愿意走指明的道路，而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地试图另辟蹊径，闯上另一条艰难曲折、匪夷所思、几乎是在漆黑一团中暗暗摸索的道路，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有一个人，比方说，他明目张胆并明知故犯地公然反对整个这一利益清单，那么，在你们看来，唔，当然我也是所见略同，他必定是一个蒙昧主义者或者彻头彻尾就是个疯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挨了一记耳光——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个病人…… 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子为，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唯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骚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着一些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成百万，成千万的事实，这些事实都证明，有些人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去冒险，去碰运气，可是谁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呀，似乎他们偏不愿意走指给他们的正路，而是顽固地，一意孤行地硬要开辟另一条困难的，荒谬的路，几乎在漆黑一团中摸索前进。要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还当真觉得这顽固地一意孤行比任何利益都要开心……这无非是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违背（这已经是我的想法了）。纯粹属于他自己的随心所欲的愿望，纯粹属于他自己的哪怕最刁钻古怪的恣意妄为，有时被刺激得甚至近乎疯狂的他自己的幻想——这就是那个忽略了的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那个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一切体系和理论经常因它而灰飞烟灭去见鬼去的最有利的利益。一个人需要的仅仅是他的独立的愿望，不管达到这独立需要花费多大代价，也不管这独立会把他带向何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思想发达的人（此外，尤其不幸的是他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所有份额的一半或四分之一就足够了。比如说，所有那些所谓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拥有的那点常识对于我们也就完全足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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