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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这个说法仍然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 当然，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不过，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对原子物理来说，一个放射体变为其他物体所需要的秒、年和世纪的数字是一个基本数据。某种巨变的完成需要千年还是在旦夕之间，抑或尚未完成，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质学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学科，但物理学家不太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相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满足于证实恺撒（Cesar）花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或者证实路德（Luther）用了十五年从爱尔福特（Erfurt）的正统派见习修士转变为维滕贝格（Wittemberg）的宗教改革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征服高卢在欧洲社会变迁的时序中的准确位置；在不否定马丁·路德修士的灵魂危机可能具有持久意义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只有准确地确定这场危机对命运轨迹的影响——这种命运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也是作为个人命运之气候条件的文明的命运——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恰当的解释。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该词事先并不妨碍任何研究取向，不管研究本身是优先面向个人还是面向社会，是注重对瞬时性危机的表述，还是追踪那些最持久的因素；历史词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条，从其最初的词源上说，它所涉及的唯有“研究”。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我们所处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同于以往。空气动力学、爱因斯坦的力学、量子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昨日的科学中形成的观念。这些理论并没有贬低昨日的观念，但使它变得更为灵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无限的或然性取代了确定性，以尺度之中永恒的相对性取代了严格的可度量性。它们的影响在无数的思想者那里都可感受得到一我也应算做他们中间的一员一虽然思想和教育方面的缺陷使他们不能紧跟这场伟大的变革，除非从遥远的外围、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因此我们今后可以更有理由说，一种知识，即使无法以欧式几何的方式或恒定重复的法则来证实，但它仍可配享科学的名号。我们可以更为轻松地认为，可以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转化为程度的问题。我们不再觉得有这样的义务，即赋予所有认识对象以统一的、借自自然科学的思想模式，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这种统一的思想模式也不再是普遍适用的了。对于人文科学将来的面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知道，人文科学要想存在下去——显然，一切都还须继续遵守理性的基本规则——就不能放弃自身的独特之处，也不必为自己的特点感到羞愧。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也是一门尚处于童年的科学：就像所有以人类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一样，它是理性知识园地中的迟来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很久以前就以叙述史的萌芽形态出现了，而且虚构的成分长期充塞其间，但历史学依附于直接可感的事件的时间甚至更为久远，因此，作为一门理性化的分析学科，历史学仍然十分年轻。它正努力深入事件的表象之下，在摈弃传奇和修辞的诱惑之后，它还须排除各种在今天看来更加危险的毒素，这就是旧式的博学以及伪装成常识的经验主义。就其方法论的某些基本问题来看，历史学并没有超越其最初的摸索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菲斯泰尔·德·古朗日和他之前的培尔（Bayle）都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历史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难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一活动场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吸引人的想象力。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一场景在遥远的时间或空间中展开时，它便具有一种奇特而微妙的迷人之处。伟大的莱布尼茨曾向我们透露这样的看法：当他从抽象的数学思辨或神学思考中走出来，转而解读德意志帝国的古老宪章和纪年作品时，他像我们一样，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我们尤其不要为此感到难为情 让我吃惊的是，某些人就有这种想法。为了让感性蒙受如此激烈的控诉，就必须认为它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理解力：这真是个奇怪的谬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现在应该回到本章的核心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各构成要素是以纷繁错杂的形态沉浸在历史中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还有各种微妙的心态因素”。在这里，马克·布洛克向新史学的伟大先驱之一基佐（Guizot）表达了敬意，基佐在谈论综合体（complexe）时说：“该词的意思是，人民生活的所有要素、其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会聚在一起”。“如何称呼”这一综合体呢？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个术语（或曰一个观念），而吕西安·费弗尔已阐述了它的历史，这就是“文明”（“civilisation”）。我不想否认这个术语的意义，但是，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今天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法文和法国文明中。别的地方盛行的是“文化”（“culture'”），然而，这个概念与文明不是一回事，也不处于同一性质层次上。这无疑是时代的特征：文明因为其精英主义而受到大众文化的谴责和排斥，后者现已侵人史学领域，并使得史学更具物质色彩并降低了其人文性质。费尔南·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取代“物质文化”的努力看来也失败了。应该对这种去人文化听之任之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重要的是应认清这一点：文献、证据“不会自己说话，除非人们知道如何去考察它们……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这种说法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观念之间的对立显而易见，不过，在这一点上，马克·布洛克与著名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不谋而合，彭加勒在对自己和同道的科学实践反思过后论证说，科学发现的产生过程开始于预先的假设。1902年，彭加勒发表了《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人与人之间天差地别，因而观察能力也不是一个社会恒量。某些时代的观察能力较为匮乏。举例来说，虽然今天的大多数人对数字的敏感度还不很强，但中世纪编年史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更为常见，因为我们的感知已深受数学的浸染，正如我们的文明一样。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证据的错误终究是由感知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历史学恐怕只能将研究交给心理学家了。然而，在上述缺陷中，除了相当普遍的思想上的小故障，很多是由特定社会氛围中十分鲜明的因素造成的。因此这类缺陷通常【像谎言一样，】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仅仅确认欺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找出欺骗的动机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欺骗的线索。只要欺骗的因由尚有不明之处，欺骗本身必然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因此问题只弄清了一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谎言也是一种证据。若仅仅证明查理曼颁给亚琛（Aix-la-Chapelle）教堂的敕令是赝品，便只是避免了一个错误，而不是获得了一项知识。我们能确定这份赝品是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éric Barberousse）的近臣们制作的吗？这位皇帝是想以此来为他的帝国梦想服务吗？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面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新视角。史料批评从追索作伪行为转向了作伪者；也就是说，这一做法符合史学的座右铭，因为它转向了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即使表面看来至为清晰和直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只有在人们考察它们的时候才会说话。在布歇尔·德·培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之前，索姆河（Somme）的冲积层上已有大量的燧石，跟今天一样。但这位考察者还没有到来，因而这里也就没有史前史。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世纪史专家，我几乎不知道还有比契据集更吸引人的资料了。这是因为我大致了解我想要从中得到的是什么。相反，一部罗马铭文集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虽然我好歹能看一点，却不知如何去运用。换言之，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在任何科学中，】被动消极的考察从不会得出成果，如果这种考察真的存在的话。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学科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为驳倒谬论，有必要对它加以系统的阐述。那种观点把人类进化的过程描述为一系列短暂而激烈的动荡，其影响无一超过几百年时间。与此相反，我们的研究证明，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假如，一位地球物理学家能把遥远的距离计算得精确到英寸，从而得出结论，说月亮对地球的影响比太阳还大，对此，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无论是外部空间的距离还是时间的长短，都不能简单地作为估量一种力量潜在影响的标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谈到所谓当代社会可以自我理解，只要仔细考察其论点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它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为依据的。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方式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价值的判断而追寻历史的起源则更不足取。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这样，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空洞的评判，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给历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绝对化，并据此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历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历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假如，除去这类无需解释的事实，历史就没有任何确定性，那么，历史著作将沦为断烂朝报，而毫无思想价值可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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