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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普遍地相信,人类是意识所了解的自己,因此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无害的,这实在是在罪恶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愚。虽然他们并不否定已经发生的和仍在继续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他们却认为这些事情是“别人”所为。当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最近或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立刻就会、而且也很容易会将之遗忘,这时那种头脑糊涂的慢性病就会重来,而我们却称之为“正常状态”。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事实上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消失,什么事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只有我们看得见魔鬼、罪恶、良心的极度不安和不样的预感便会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这切都是人类造成的,我也是人类的一员,也有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同别人一样对犯下的过错感到愧疚,但身上具有的不可改变的、难以磨灭的能力和倾向却可能随时将错事再犯一次。从法律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是帮凶,但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有可能会一直是潜在的罪犯。实际上,我们只是缺少被卷入凶恶混战的合适时机而已。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人类黑色的集体阴影。不管这种罪恶可以追溯到数代人以前还是发生在今天,它都总是残存着处处都能彰显出来的人类特点。因此可能是人类在对邪恶想象”的控制力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地忽视他的本性。事实上,这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与中产阶级相比,独裁国家具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对待个人的问题上,它可以将个人身上的宗教力量吞噬得一干二净。从这一角度看来,就是国家取代了上帝,这种现象便是为什么说独裁是一种宗教而国家奴役则是一种崇拜的根本原因。但是,倘若不是由于个人心中已经对上帝有所怀疑的话——其实这种深藏个人心中的怀疑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受到压制,以免它与日趋流行的群众心理态势发生冲突——那么宗教的功能就根本不可能为这种取代方式所混淆、所篡改。这里,常常是用狂热和狂信给予过分的补偿,狂热和狂信就成了足以扑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对立思想的有效武器。这是在出现怀疑思想时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结果。于是,自由的意见受到了窒息,道德的判断受到了无情的压制,其托词不过是目的决定手段,甚至是最卑鄙可耻的伎俩。这样一来,国家政策便成了令人推崇备至的信念,政府首脑或政党党魁就成了超越善恶概念之外的半人半神之物,而他们的追随者也就随之而被人们尊奉为英雄——殉道者、使徒和传教士。在这里,只有一个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了。而且,这惟一的真理又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来不得半点批评和指责,否则,任何与此真理意见相左或相去甚远的人将被视为异教徒,而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都必然是统计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总是提出一种理念上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又总是将天平两端的所有例外平衡下去,并且用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取而代之;而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抽象的平均数不一定就存在,尽管它在理论上是相当有效的。即使如此,作为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它在一切理论中都有自己的一席地位。两个极端上的那些例外都同样有事实的根据,但是,这些例外根本不可能以最终结果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们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互相抵消掉了。例如,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且已经求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145克,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清楚这些鹅卵石的真实性质。基于上述发现,任何一个认为他第一次尝试就能捡起一块145克的鹅卵石的人,结果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论他寻觅多久,他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正好是145克的鹅卵石来。 统计方法是善于从理念平均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客观事头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能真实全面地给我们描述那些经验事实。统计方法固然对现实中的某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有所反映,但它往往会以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方式来虚构客观事实,以统计为基础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不管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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