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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果不能被人们谈论和居住，就不是一个人为工作品，而是众多毫无关联之物的堆积，每个孤立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东西；如果没有人造物提供的栖息之所，人类事务就像到处流浪的游牧民族一样，空虚而徒劳地漂泊。《传道书》(Ecclesiastes)的忧伤智慧——“虚空啊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太阳底下无新事……过去的事情无人记得，将来的事情，后人也不会记得”——并不必然来自某种特殊的宗教体验，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个适合于自我显示，适合于言说和行动的场所，这种感觉就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没有行动将新的开端带入世界的舞台(这是每个人凭出生就有的能力)，则“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是言说化为物质和记忆，出现过和闪耀过的“新事物”就“无人记得”；如果没有一种人为技艺的永久在场，“将来的事情，后人也不会记得”。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无论他的体力有多大，他的理性有多管用。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巨型计算机证明了现代所相信的霍布斯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理性，在“根据结果计算”(reckoning with consequences)的意义上，是人类最高级的和最人性的能力。而生命和劳动哲学家——马克思、伯格森或尼采是对的，他们在这种他们也误以为是理性的智力上，看到的仅仅是生命过程本身的一种功能，或用休谟的话说，理性仅仅是“激情的奴隶”。显然，脑力和它带强制性的逻辑过程都不能建立一个世界，它和生命、劳动以及消费的强制过程一样是无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关于技术的整个问题，即机器的引入如何改变了生活和世界的问题的讨论，常常被奇怪地误导到一门心思地关注机器是为人服务的，还是给人带来伤害的问题上。这里假定了，每个工具和器械被设计出来，首先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轻松，让劳动更少痛苦，即它们的工具性完全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上被理解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工具性更主要地与它们被设计出来去生产的客体有关，它们的“人类价值”仅限于劳动动物对他们的使用。换言之，技艺人，工具的制造者，发明工具和器械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用来帮助人的生命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是机器的主人还是奴仆的问题，而是机器是否仍然服务于世界和世界之物；或者相反，是否它和它的自动化运动过程已经开始统治，甚至破坏世界和世界之物的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制造活动持续的自动化过程不仅摧毁了“人脑指挥的双手代表最适宜效率”的“无效假定”，而且摧毁了一个更重要的假定，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之物都仰仗于人的设计，而且是人根据他的实用或美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实用和美是世界的标准，但我们已设计出了既能满足某些“基本功能”，其外形又首先由机器运作来决定的产品，代替了实用和美的标准。这些“基本功能”当然是人的动物性生命过程的功能，因为没有其他功能比之更加基本，但是产品本身——不仅包括它的各种变化形态，而且包括“通向新产品的全面变革”——将完全取决于机器的能力。按照机器的运作能力来设计客体，而不是以为了生产某些客体来设计机器，这确实是手段和目的范畴的完全颠倒，假如这个范畴仍有意义的话。但即使最一般的目的——人力的解放(以前它通常被归为机器的目的)，现在也被看作是次要和过时的目标，对于“效率惊人的增长”来说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是潜力有限的。就当前的形势而言，根据手段和目的范畴来描述这个世界已经无意义了，就如同问自然，她形成种子是为了生成树，还是形成树是为了生成种子的问题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其城市国家是我们已知的政治体中，最个人主义的和最不强求一律的一种)十分清楚，以行动和言说为重心的城邦只有在公民人数始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得下去。大量人群挤在一起，就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朝着专制主义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人统治的专制主义。尽管统计学(即对实在的数学处理方式)在现代之前尚不为人所知，但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使这种处理成为可能的社会现象——要为人类事务中的顺从主义、行为主义和自动化负责的大数量，正是把波斯文明与他们自己的文明区别开来的标志。关于行为主义及其“规律”有效性的不幸真理是，哪里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行为不符的表现。在统计学上显示为对波动的校准。在现实中，丰功伟绩越来越难以抵挡行为的潮流，事件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意义，即它们照亮历史时间的能力。统计学的齐一律决非一种无害的科学理想；对于这个完全淹没在日常生存的常规性，并与内在于其本质的科学外观达成一致的社会来说，统计学已经是这个社会不再隐秘的政治理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其次，“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有别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不过，这个世界也不等于地球或自然，后者作为有限空间，为人类活动或有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一般条件。与世界相关联的是人造物品、人手的产物，以及在这个人为世界中一起居住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一起生活于世，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可以说，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使大众社会如此难以忍受的不是它人口数量众多，而是这个在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这种情形的诡异就有点像在一个降神会上，许多人围桌而坐，突然，由于突然降临的某种魔法，他们看到他们中间的桌子消失不见了，以致相对而坐的两个人不仅无法隔开，而且也完全没有什么有形的东西能把他们联系起来。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一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就道德不止是风俗习惯的总和，而且是以同意为有效性基础，并通过传统得到强化的行为准则而言(二者都因时而变)，它在政治上至少要像善良意志(good will)一样，随时准备着通过宽恕和被宽恕，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来维护自身，以对抗行动的巨大风险。这些道德法则是仅有的不来自外部，不诉诸某些据说是更高级的能力或超越行动本身范围的经验，却适用于行动的道德法则。它们直接产生于愿意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样它们就像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新的、无休止的进程。如果没有言说和行动，没有诞生性的表达，我们就注定要在周而复始的流变循环中永远转动个不停；如果没有取消已做之事和至少部分地控制我们所开启过程的能力，我们就成了自动必然性的牺牲品，这种必然性带有一切不可阻挡的规律的标志，而按照我们时代先前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可阻挡规律构成了自然过程的显著特征。我们早已知道，对于有死的存在者而言，死亡的自然厄运终会降临，只有死亡本身才是永恒的回归自身。如果死亡真的是历史过程不可取消的标志，那么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注定要灭亡，也就是同样真实的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的齐一律决非一种无害的科学理想；对于这个完全淹没在日常生存的常规性，并与内在于其本质的科学外观达成一致的社会来说，统计学已经是这个社会不再隐秘的政治理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我们之前的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只有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它就不能只为一代人而建，只为活着的人做规划，它必须超越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其城市国家是我们已知的政治体中，最个人主义的和最不强求一律的一种）十分清楚，以行动和言说为重心的城邦只有在公民人数始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得下去。大量人群挤在一起，就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朝着专制主义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人统治的专制主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把近代社会看作古代限制在私人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自近代以来扩张至公共领域的产物，这里的“社会的”（ the social）一词在广义上指近代化私为公的态度或倾向，与“政治的”（ the political）相对，因此本节标题（“ the Rise of the Social”）并不完全等于 the Rise of Society”。与之相应的是本章第六节的标题“社会的和私人的”，意指“社会的”（ the social）实乃“私人的”（ the private）。——译者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不仅仅是一个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间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 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指示的否定性质更为重要，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那部分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有意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这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的隐私就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庇护私密性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被发现的，从而它与后者有着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罗马帝国的倾覆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随之兴起的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都変得无意义和不必要了。它们如此成功地把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他进入了积极生活，在积极生活之中选择持久和潜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与追求不朽和对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相对于公共领域的多重含义，“私人”这个词从它原初的“被剥夺”意味上获得了意义。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来说本质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私生活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席；就此而言，私人无法显现，从而他存在就如同不存在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人产生意义或影响，对他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 在现代处境下，这种丧失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丧失了经由他人得以保证的实在性的被剥夺状况，已经演变成了大众孤独的现象，并且采取了最极端、最反人性的形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Only the vulgar will condescend to derive their pride from what they have done; they will, by this condescension, become the “slaves and prisoners” of their own faculties and will find out, should anything more be left in them than sheer stupid vanity, that to be one’s own slave and prisoner is no less bitter and perhaps even more shameful than to be the servant of somebody else.”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更屈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显然任何活动，哪怕仅仅是借助语词在一个人自身中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但不是以构成恒，而且会打破和灭永恒体验本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3. 永恒对不朽人的有死性在于这一事实：个体生命以一个从生到死的可辨认的生活故事，从生物生命中凸显出来。个体生命以它的垂直运动轨迹即切断生物生命循环运动的轨迹，把自己从所有其他事物中区别子出来。这就是有死性：在一个凡运动的万物都做圆周运动的宇宙中，以直线运动。 有死者的任务和潜在的伟大在于他们创造一作品、业绩和言辞的能力，这些产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长久存在之列，正是通过它们，有死者才能在这个万物皆不死（除了他们自己）的宇宙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人，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做出不朽功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他们自身有一种“神”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 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 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一一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 ‘’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自由包括：身份、人身的不受侵犯、经济活动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运动的权利。亚里士多德：手工艺人失去了：经济活动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运动的权利。（虽然出于自愿且暂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況密切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即使这个乌托邦也不能改变生命过程本质上不能建立世界的虚性。生物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劳动和消费阶段，也许会把它们的比例改变到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在消费上的程度，随之而来则是闲暇的严重社会问题，即如何为每日的消耗提供足够机会，以保持消费能力的完整。轻松、无痛苦的消费不会改变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反而强化了这一吞噬性质，直至彻底从辛劳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如果世界和世界的物性要经受这个彻底机动化的生命过程的无情运转，那么不管有多少东西在这个社会生命过程中的每一天、每小时出现和消失，对于世界来说都无足轻重。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机器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但是它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而且对世界的消耗更是致命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大可以赞叹整个现代哲学家的勇气和惊人独创性，但几乎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下降了。不是在中世纪，而是在现代思想中，哲学家开始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甚至第三小提琴手的角色。在笛卡尔把他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伽利略发现的基础上之后，哲学家似乎注定了要跟在科学家和他们更令人惊叹的发明后面，亦步亦趋，费劲地在事后追寻科学的原则，让这些原则适应于一些对人类知识性质的整体解释。可是，这样一来，哲学就不再为科学家所需了，科学家——至少到我们的时代——认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婢女，更不用说一个在她优雅的女主人前面高举火炬”（康德语）的婢女了。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简。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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