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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现代性提供给人的对自然地创造力的抵制与他的力量之间是不成比例的。如果一个人厌倦生活因而选择死亡作为逃避，那是可以理解的。现代性必须在自杀的标志下，自杀是切断英雄意志的行为......。它是现代性在激情王国里的唯一成就......。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Benjamin指出，避开自杀的唯一途径就是超越英雄主义超越意志的种种努力。具有破坏分子性格不会有被困的感觉，因为“他在哪都能看到出路”。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便加倍努力，来发展意志。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那幺，随之而来的意志的“疯长”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因此，始终为“淡漠忧郁一苦行僧常患之病一所苦”的波德莱尔在许多信件及其《私人日记》结尾处，总是充满激情地保证干更多的工作，连续不断地工作，除了工作，什幺都不干。（“每次意志被击垮”（波德莱尔语）所产生的绝望是现代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一一尤其是那些既是艺术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最为典型的抱怨。）一个人只好去工作，否则，他可能什幺都干不了。甚至连忧郁气质的迷离也用于工作，忧郁的人也许会努力培养一连串变化无常的幻觉状态，如梦幻，或者是通过吸毒以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超现实主义积极重视波德莱尔以极为消极的方式体验过的东西：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意愿的消逝而感到悲伤，而是将之提升为一种理想，认为可以依靠梦的状态来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物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幺，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评论意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着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死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受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幺，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力，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舒勒姆语）。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除非我们读懂了他的主要作品：1928年出版的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及其从未能完成的《巴黎：19世纪之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在这些对象，如17世纪巴洛克戏剧（这些戏剧将“土星式的淡漠忧郁”的不同层面戏剧化），和对其作品写出了极其精彩评论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的性情。他甚而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因为，尽管他在那篇讨论歌德《亲和力》的（仍未译入英文的）出色的辩论文中，反对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阐释作品，但他还是在对文本所作的最深刻的思索中有选择性地运用了作家的生平，即那些揭示出忧郁症和孤独症患者的信息。（因此，他描写了普鲁斯特的“将世界拖进其漩涡中心的孤独”；他解释了卡夫卡，正如克利一样，为何“在根本上是孤独的”；他引证罗伯特•瓦尔泽“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1938年初，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后没有马上离开法国，他解释说“这里还有立场需要捍卫”。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被资本剥削的女性，不仅要承受自由劳动者的苦难，还要背负过去的枷锁。她们的经济困境愈发严重：她们依旧要听从父亲或丈夫的管束，却不能再依靠他们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所需；而且借口她们的需求比男性少，她们的劳动报酬更低；当她们在工厂、办公室或学校的日常工作结束后，还要开始做家务劳动。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弗雷佩尔主教耸了耸肩：“然而，你们那该死的科学却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尖锐的论据。”“您忽略了我们信奉的自然主义哲学，”斯宾塞反驳道，“我们的进化理论精妙诠释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如同物体下落般不可避免，这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我们还论证了，特权阶级的优越者拥有更高的天赋和更强的适应性，将不断进化，最终形成全新的终极形态，其个体与那些只能靠鞭笞驱使的下层阶级人面兽之辈毫无相似之处。”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保罗·贝尔粗鲁地回应道，“你们的宗教日渐衰微，节节败退。若非我们这些自由思想者——你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攻击我们——在暗中支持你们，表面上与你们争斗以取悦看客，若非我们每年投票通过宗教预算，你们这些人和所有神职人员、牧师、拉比，全都得饿死。……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保罗·贝尔：〕“我承认有必要存在一种宗教……用以麻痹被剥夺者的想象力。工人必须相信，贫穷是购买天国的门票。”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红衣主教曼宁温和地插话：“先生们，我们今日齐聚一堂，目的并非探讨天主教信仰的条文，而是直面社会危机。你们尽可以效仿伏尔泰对宗教的嘲讽，但不可否认，宗教仍是约束下层阶级贪欲与激情的最佳道德枷锁。”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唯一能应对当前需求的宗教是资本教，”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吉芬铿锵有力地宣称，“资本是真实之神，无处不在，它以各种形式显现：它是闪耀的金子与恶臭的肥料，是羊群与咖啡货船，是《圣经》库存与色情画册，是巨型机器与成箱的英国避孕套。资本是人人皆知、皆见、皆触、皆闻、皆尝的神；它是唯一未遇无神论者挑战的神。所罗门虽视一切为虚幻却崇拜它；叔本华虽觉一切无趣却为其魅力陶醉；哈特曼这位无意识哲学家，是它有意识的信徒。其他宗教仅存于唇边，而人类内心深处统治一切的，是对资本的信仰。”布莱希罗德、罗斯柴尔德、范德比尔特，以及黄色国际中的所有基督徒与犹太人，纷纷拍手称快，高声呼喊道：“吉芬说得对。资本是神，唯一在世的神！”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问：资本教赋予你哪些义务？答：主要有两大义务：放弃的义务和劳作的义务。我的宗教要求我放弃对这万物之母——土地的一切所有权：放弃其深藏的矿藏，放弃其地表的丰饶，放弃那因阳光与温热而孕育的神秘生机的所有权；它要求我放弃对手脑劳作成果的所有权；它还要求我放弃对自己人身的所有权；一旦踏入工场门槛，我便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成为主人的物件。我的宗教命令我从童年开始劳作，直至生命终结，无论是日光下还是煤气灯下，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在地面、地下还是海上，都必须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劳作。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对于无产阶级人类而言，幸运的是，这些马的贵族并未萌生以人肉为食的念头，不像那些在印度村庄游荡、掳走妇女和儿童的老孟加拉虎；倘若不幸的是，马匹变成了食人者，资本家中无人能拒绝它们的要求，将不得不为雇佣劳动者建造屠宰场，在那里切割和处理男孩的牛排、女人的火腿和女孩的烤肉，以满足它们的食人欲望。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当我在众议院提出要求女性在分娩前后两个月有权和条件离开工厂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我的提议动摇了文明的伦理，震撼了资本主义秩序。多幺可怕和可憎——要求婴儿享有与小马驹同等的权利。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工人阶级一如既往，最先看清了女人参与社会生产的逻辑结果，他们抛弃了手工业者“女人只管家务”的旧理想，代之以一个新理想：女人是他们在争取工资上涨和劳动解放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中的战友。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早在19 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就已开始抗议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尤其是当她们的嫁妆让她们与丈夫平起平坐时，这种屈辱就更显得无法忍受。她们反抗家务的奴役，反抗被逼过清苦日子，反抗被剥夺精神与物质享受的权利。胆子最大的甚至公开要求自由恋爱，投身宣扬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派别。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那些哲学家和道德家天真地以为，靠高举“家庭神圣”的旗号，就能遏制女权运动。……这些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一边对反叛的资产阶级女性大谈家庭崇拜，一边却歌颂资本主义工业——正是这工业把女人从家庭和摇篮边拽走，扔进工厂的苦役中，毁掉了工人阶级的家庭。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以及父权制之前的民族看来，女性身上带有某种神圣且超凡的特质，正是她们的审慎与远见赋予了这种神性。那幺，这种在经济环境尚处原始阶段就显现出来的智力优势，难道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女性生来就拥有更为优越的高级机体构造，这种构造确保她在一生中都具备更强的生命力。而这种优势，很可能是由她在物种繁衍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决定的——与男性的角色相比，女性的这一角色持续的时间更长、消耗的精力也更多。男性完成授精后便无需再插手后续事宜，而女性的艰辛此时才刚刚开始：妊娠期要持续数月，分娩后还要继续操劳许久。原始部落的女性会给婴儿哺乳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资本主义并非为了解放女性，才把她们从家庭中带出来并推向社会生产的。资本家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及少女招进工厂、商店、办公室和教育机构，让她们成为雇佣劳动力，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罢了。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像政治经济学家加尔涅或法哲学教授阿科拉斯那样，耗尽脑力，撰写催眠的大部头书，以填充印刷与排字工的闲暇。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堕落视为一种社会职责，而工人阶级却决心要将劳动强加于资本家。多幺天真的想法！他们竟认真对待经济学家和道德家关于劳动的理论，并勒紧腰带，发誓要让资本家也品尝劳动的滋味。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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