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下室】1◆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 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要知道，我是不接受贿赂的，其实应当受贿来犒赏一下自己。（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偏不把它删除。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出，我不过可憎可厌地想借此炫耀一番而已——我故意不把它删除！）◆ 当有人来找我办证，走到我坐的办公桌前——我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点。这些人大部分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当然，因为他们有事求我。◆ 但是，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最让我生气，最让我恶心的事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 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 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2◆ 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请你们先告诉我：为什么在那时候，是的，在那时候，即在我最能意识到像我们从前所说的一切“美与崇高”的所有微妙之处的时候，偏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我已经不是去意识、而是去做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了呢？◆ 为什么偏偏在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斯卡夫蒂莫夫和别尔嘉耶夫的两段话最清楚地为我们界定了作品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地下室人不仅是揭露者，也是被揭露者。[…]当他还在揭示对个体独立性的需求何以不可动摇，还在捍卫意志自决的彻底自由，作者和地下室人就在一致行动，这时他们是盟友。[...]但他[作者]发现并指出，这种[个人自我意识]力量恰当和最高的表现形式并不在于地下室人的立场，不在于利己主义的苛刻要求，不在于对世界和人的毁灭性拒绝，而恰恰在于对立的极点：在于爱和自我献身的欢愉。地下室人在其辩证法中所否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正面世界观中也加以否定。他彻底否定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彻底否定任何把安宁、理智、幸福置于自由之上的企图，否定未来的水晶宫，否定未来建立在泯灭人之人格基础上的和谐。但他带领人继续走任性和反抗之路，为的是揭示：在任性中自由会被消灭，在反抗中人会被否定。[…]地下室人的观念的辩证法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观念辩证法的开端；它在这里开始，而非结束。其积极的结束呈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意识太过丰富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我姨前段时间老说看到有人拿针扎她、总有天想害她，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脑萎缩…当大脑不停的不受控制的进行思维活动时，别想了，我们可能真的生病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当所有这一切都在纸上得到了详尽解释和精确计算（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预先就相信某些自然规律人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是十分可恶的，也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到那时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愿望了。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一旦跟理性完全汇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而不再是听凭自己异想天开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比如说，一方面保持理性，一方面又去想望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明知故犯地对抗理性，给自己带来危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当丈夫、妻子、孩子三个在一起的时候，难道这一切不是幸福融融的吗？为了这样的时刻，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宽恕的。（这就是有人能忍受另一半出轨也依旧不离婚的原因吗）自己首先必须学会生活，然后才能去指责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那个时候我才不过二十四岁。我的生活在那时就已经是阴森压抑、乱成一团，同时一个人孤零零到了退化成野人一般的程度。我不和任何人交朋友，甚至逃避同人讲话，越来越深地钻到我的角落里去。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我甚至努力不去看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注意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视为一个怪人，而且——所有人都对我这样——好像带着某种极度的厌恶看我。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念头：为什么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感觉别人带着极度厌恶的眼光看自己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小说里讲的都是我怎么在地下室里花了一辈子时间去忽视那些边边角角里的道德沦丧、不富足的生活环境、无法适应活物以及因虚荣而起的愤恨——上帝保佑，这无趣透顶，小说里需要有英雄，而我的中篇里却故意集齐了所有反英雄的特点，而最主要的是，整个小说只会带来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全都远离生活，我们全都不完美，或多或少都有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已经与生活疏远到了如此地步，有时候突然感觉对真正“活的生活”只感到某种厌恶，而因此当有人跟我们讲起 “活的生活”时，我们就无法忍受。须知我们己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几乎把真正“活的生活”视为一种辛劳，几乎是一种任务，而且我们都暗自认同这一点，还是按着书本说的做更好些。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胡乱折腾、为什么会任性安为、为什么会期期汲汲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恣意妄为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可能回感觉更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街上很安静，下着雪，雪几乎是直直地落在地上，给人行道和寂寥无人的街道都铺上了一层雪垫。一个路人也没有，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灯笼落寞、徒劳地闪烁着。我跑了两百步左右跑到了十字路口，然后停了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所有的复活、所有的从各种各样毁灭中的救赎和所有的重生，都包含在爱情中，而这些在爱情以外的事物中绝不会显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爱对我来说就是虐待以及精神上的盛气凌人。我这一㹃子甚至都没法想象另外一种爱，甚至我现在有时候会想，爱的本质就在于被爱的对象自愿地献出虐待自己的权力。在我那些于地下室里做的梦中，我也不会把爱情想成别的样子，只是想成像斗争一样，爱永远始于恨，而终于精神上的征服，但对被征服的对象能做什么，我就再也想不出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呆了一分钟。彻底乱套了，残羹剩饭，地板上的碎杯子，酒出来的葡萄酒，抽剩下的烟头，脑子里的醉意和胡话，心里无比折磨人的忧伤，最后，还有那个亲眼看见也亲耳听到了这一切、正用好奇的眼睛盯着我看的狗腿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那漫无边际的虚荣和由这虚荣导致的对自己的过分苛刻，看待自己的时候几乎总是带着极度的不满，不满到了极度厌恶的程度，而正因如此，我刻意地把我自己的看法强加给每一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刘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此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哪一个更好些一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请问，哪一个更好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会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要知道，我有时候很讨厌到办公室去上班，以致发展到我多次下班回家时都像大病了一场。但是我的情绪又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阵怀疑和冷漠（我的情绪总是一阵阵的），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偏执和吹毛求疵，自己也责备自己犯了浪漫主义。要不是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要不就是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仅开怀畅谈，甚至还想同他们交朋友。所有的吹毛求疵又忽然一下子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谁知道，也许我从来就不曾对别人吹毛求疵过，它是佯装的，从书本里学来的？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解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哦…对。也许吧。还有一点，丽莎：人只喜欢计算自己经受了多少痛苦，而不喜欢计算自己得到了多少幸福。可如果公平合理地衡量衡量，那他就会发现，他是痛苦和幸福两者兼而有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还有，为什么你们如此坚定、如此郑重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积极的——换句话说只有一种幸福生活对人有利呢？理智就不会弄错利益吗？毕竟也可能人就喜欢不要过幸福生活呢？也可能他偏偏就喜欢痛苦呢？也可能偏偏就是痛苦和幸福生活对他一样有利呢？而人有时候疯狂地喜欢痛苦，极度喜欢，这是事实。这一点用不着查世界历史，自己问问自己，只要你们也是人，多少也活过的话。而且就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来说，只喜欢某一种幸福生活，甚至有些不体面。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有时候毁掉什么东西确实非常让人开心。实话实说，我既不是在捍卫痛苦，也不是捍卫幸福。我是在……捍卫我的任性，捍卫那种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比如说痛苦，轻喜剧里是容不下痛苦的，这我知道。在水晶宫里痛苦是没法想象的：痛苦是怀疑、是否定，而水晶宫是什么？在水晶宫里难道能产生怀疑？由此，我相信人对于真正的痛苦，也就是说对于毁灭和混乱，有的时候是不排斥的。痛苦——这可是意识唯一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我极其自然地想活着，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生命机能，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机能的十二分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故意做出极其有害的荒唐行径，最不合算、毫无意义的愚昧之事，只是为了在所有这一切积极正确、合乎理性的东西里掺进自已那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守的正是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那些俗不可耐的蠢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似乎这样做反倒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非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弹奏这些琴键，但也可能弹奏出这样的危险，除了按日程表办事外，人们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来。而且，不仅如此，即便人真是钢琴的琴键，即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他也不会幡然醒悟，并且仅仅因为忘恩负义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说实话，这是固执己见。然而，如果他一筹莫展，那他就会千方百计大搞破坏，制造混乱，想方设法搞出各种各样的苦难，以此来固执己见！并向全世界散播诅咒，因为只有人才会诅咒（这可是人的特权，是其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之处），须知他也许单靠诅咒就能如愿以偿，也就是真的深信他是人，而非钢琴的琴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内心恐惧而藏起了至关紧要的话，因为您没有和盘托出的毅然决然，却只有厚颜无耻的胆小如鼠，您夸耀意识，但您又总是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在困心衡虑，但您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他呢，纯粹是带着阴险和愤恨在耍赖。也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和耻辱中，包含着某些快感。‘听我说，我烦到你们了，让你们揪心，让全家人无法睡觉。那就别睡了吧，你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每时每刻的牙痛吧。我还要做出更恶心的腔调让你们不舒服你们想要理解这种快感的奥妙之处，还需要长久地成长和深思熟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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