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摘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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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因为苦难便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虽然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意识是人最大的不幸，但是我知道，人喜欢意识，他不愿用任何的快乐来替换意识。比如说，意识就无限地高于二乘二。承认了二乘二之后，当然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不仅无事可做了，甚至连可以认知的东西也没有了。到那时，可做的一切，就是堵塞自己的五官，沉湎于潜思默想。而在意识的过程中，虽说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也可能无事可做，但至少有时还是可以责备一下自己的，而这毕竟能使人振作。即便是落后，毕竟胜于无所作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说真的，我要给自己提一个无聊的问题：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而生我的气，向我嚷嚷，向我跺脚，说什么“您说的是您一个人和您在地下室的那帮穷光蛋，因此不许您说‘我们大家’”。对不起，诸位，要知道，我并不是用大家二字为自己辩护。至于我本人，要知道，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你们都不敢实行一半的事发展到极端罢了，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成了明智，你们自欺欺人，并以此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多一些“活气”。请你们用心看看！要知道，我们甚至都不晓得，现在这活的东西在哪儿，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你们假如撇下我们不管，叫我们离开书本，我们就会立刻晕头转向，张皇失措——不知道加入哪一边，遵循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视什么了？我们甚至连做个人，做个拥有真正的、自己血肉之躯的人都感到累，并引以为耻，竭力想做一个从不曾有过的泛人。我们都是些死胎，而且生我们养我们的人早就不是那些有生气的父辈了，可我们却喜欢这样，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快，我们就会设法让观念把我们生出来。但是够了；我不想再写《地下室》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搔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要知道，比如说，十分自然，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为了满足我整个生命的官能，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思维能力只是我的整个生命官能的区区二十分之一。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漂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工人干完活以后起码能拿到钱，起码能去酒馆，然后进警察局——这就是他们一周要做的事。可是人能上哪儿去呢？起码每次在他达到诸如此类的目的的时候，他脸上总能看到一种尴尬。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受苦和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绝不会认为有一座大楼，里面有供贫苦居民居住的一个个房间，根据协议可以住一千年，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有牙医瓦根海姆在挂牌行医——我绝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最高愿望。把我的愿望消灭掉，把我的理想一扫光，看到你们有更好的东西，我就跟你们走。你们大概会说，不值得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既然这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们。我们在严肃地谈问题，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我惠予关注，我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你们。我有地下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只要我还活着和有自己的愿望——倘若我给这样的大厦添一小块砖，那就让我的手烂掉！你们别以为，我方才否定水晶宫仅仅因为不能向它吐舌头，逗它耍它。我之所以说这话也完全不是因为我就那么爱吐舌头。也许，我之所以生气，仅仅是因为可以对它不吐舌头的这样的大厦，在你们的所有大厦中，至今都找不出来。相反，出于感谢，我情愿让人把我的舌头完全剜掉，只要它们能够做到使我自己再也不愿意吐舌头，永远也不想吐舌头就成。至于说这办不到，有房子住就该知足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天生会有这样的愿望呢？难道我生下来就只是为了得出结论，我的整个天性只是一个骗局吗？难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此吗？我不信。可是，你们要知道：我坚信，对我们这种地下室人必须套上笼头。他虽然能够在地下室里一言不发地一住就是四十年，可是他一旦重见天日，挣脱了牢笼，他就会说呀，说呀，说个没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一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我也会为自己选择一种职业：我打算做一个懒汉和老饕，但并非普普通通的懒汉和老饕，而是，譬如说，沉醉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汉和老饕。你们觉得怎样？对此我早就梦寐以求了。这“美与崇高”在我整整四十年的生命里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过这都是四十年里的事了，而到那时一哦，到那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再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我已经道德败坏到这样的地步，我已经不习惯见到“活的生活”了，方才我还想责备她和羞辱她，说她来找我是为了听我说“可怜的话”；而我自己居然没有想到，她此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我说“可怜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爱就是全部复活，爱就是全部再生，不再堕落（不管是怎样的堕落），全部新生，除此以外，话又说回来，当我在屋里跑来跑去，在屏风后窥视她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恨她。我只是因为她在这里感到难受，感到受不了。我希望她销声匿迹。我想要“安静”，我想要一个人待在地下室。由于不习惯，“活的生活”使我感到一种压力，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步。”'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们的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无所不知，什么都看得见，而且常常看得远比我们最最优秀的智者们都清楚，他怀向任何人、任何事妥协，但同时又包容一切，回避一切，退让一切，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从不放弃有利可图的、实际的目标（例如公房分配、退休金、勋章之类），并通过热忱和一卷又一卷的抒情诗集来发现这个目标，同时心中坚定地秉持着“美与崇高”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过程中也顺便像用棉花包裹住一件珍贵的珠宝似的保护着自己，哪怕，比如说，哪怕就为了那份“美与崇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当二二得四的规律风行的时候，又从何谈自身意志呢？不论我愿意不愿意，二二都得四。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后，各位，最好什么也不做！最好清醒地懒惰着！总之，地下室万岁！哪怕我说过，我嫉炉那些正常人，嫉炉至极，但是当我看见他们所处的境遇时，我又不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了。（尽管还是无法停止嫉妒他们。不，不对，不管怎样，还是地下室更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尽管他们是穷凶极恶的强盗和窃贼，可是仍然内心一片赤诚地尊重着自己最初的理想。您看哪，我们国家最臭名昭著的混账东西也能完全，甚至令人肃然起敬地保持正直，同时也不妨碍他是个十足的混账东西。我再重复一遍，在我国这些浪漫主义者之中常会出现一些能干的坏蛋（我喜欢用“坏蛋”这个词），他们会突然表现出对现实的敏感和惊人的了解，让上司和听众瞠目结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是一种担忧。担优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颇为全面的研究。如根据陀氏1875年在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的论述：“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一没人给予，信仰一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是，譬如说，沉醉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汉和老饕。你们觉得怎样？对此我早就梦寐以求了。这“美与崇高”在我整整四十年的生命里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过这都是四十年里的事了，而到那时——哦，到那时就是另番景象了！我会立即给自己找到适当的活动，那就是：为所有“美与崇高”的事物干杯。我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先往自己的酒杯里滴满眼泪，然后为所有“美与崇高”的事物干杯到底。那时，我将把世上的一切都变成“美与崇高”，会在最丑陋不堪、最无可置疑的肮脏中找到“美与崇高”。我会变得像一块湿漉漉的海绵一样，泪水淋淋。比如说，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盖伊”的画，我马上就为画了这幅“盖伊”的画家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热爱所有“美与崇高”。一位作者写了一篇《各随其便》，我就马上为《各随其便》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热爱所有“美与崇高”。为此我要求人们尊重我，而且将使不尊重我的人不得安宁。我将光风霁月地活着，得意扬扬地死去一这真是美极了，美透了！那时，我就会长出一个圆鼓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精神上却心悦诚服，何况连教师们也对我青眼相加。嘲笑停止了，但敌意依旧存在，形成了一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关系。最终，我自己无法忍受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交往、获得友谊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开始试着接近某些人，可这种接近总是显得很不自然，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有那么一次，我也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在精神上已成为暴君，我试图无所不包地控制他的心灵，我试图给他灌输蔑视其周围的人的思想，我要求他同周围的人高傲地彻底一刀两断。我这狂热的友谊使他不寒而栗。我把他搞得眼泪潸潸、浑身发颤。他是一个天真幼稚而又肝胆涂地的人。但当他对我完全唯命是听的时候，我却立即开始憎恶他，并把他推开——仿佛我之所以需要他，只是为了征服他，只是为了使他奉令承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你们千万别用令人作呕的官腔滥调来反驳我，说什么：我只会白日做梦，而他们当时就已经懂得现实生活了。他们什么都不懂，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我敢发誓，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他们万分愤慨。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最显而易见、最引人注目的现实，却以荒谬绝伦的愚不可及来加以接受，而且他们在当时就已习惯于只崇拜成功了。对正义但却惨遭侮辱和迫害的一切，他们都铁石心肠、恬不知耻地一概加以嘲笑。他们把官衔尊崇为智慧；才十六岁就把各种肥缺美差挂在嘴边了。当然，这大多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因为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环绕身边、耳濡目染的坏榜样。他们放荡不羁，达到了极其反常的程度。当然，这也大多是表面现象，而更多的是故意装出来的厚颜无耻。当然，即使在放荡不羁时，他们身上也会不时闪现出青春之光和某种蓬勃朝气。不过，即使他们身上的蓬勃朝气也缺乏吸引力，而表现为恣意妄为。我对他们深恶痛绝，虽然我也许比他们更坏。他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掩饰自己对我的极端厌恶。但我早已不指望赢得他们的友爱了。相反，我总是渴望受到他们的侮辱。为了摆脱他们的嘲笑，我有意开始尽我所能更好地学习，并终于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使他们大为震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他似乎对自己的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家庭生活”本已使他身份尴尬，颇为孤独，同学们满怀恶意、冷酷无情的嘲笑与冷漠，使他无法认同学校集体，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身份焦虑，更使他离群索居，以战战兢兢、异乎寻常的外表高傲来保护自己，并且选择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以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一发奋学习，成为优秀学生，从而高人一等，改变自己的地位：“为了摆脱他们的嘲笑，我有意开始尽我所能更好地学习，并终于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使他们大为震撼。这也使他们大家都开始慢慢明白，我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如果我长着这么一副尊容，我肯定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的。还有个人穿的制服破烂不堪，在他身边都闻到一股臭味。然而这两位先生中竟没有一人感到羞赧一既不因他们的破烂衣衫而无地自容，也不因他们的其貌不扬以及在人品上的某些缺陷而羞于见人。他们中无论哪一位连想也不曾想过，别人看到他们会觉得恶心；即使想到，他们也满不在乎，只要不是上司这么看他们就好。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由于我的无限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个人。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这张脸，认为我面目可憎，我甚至怀疑在我的这副尊容上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我每次去上班，都痛苦地极力装出一副独立不羁的样子，以免别人怀疑我下流无耻，而脸上则表现出尽可能多的高贵。“就算其貌不扬吧，”我想，“但是要让它显得高贵，富于表情，主要是要非常聪明。”但是我清楚而又痛苦地知道，所 有这些优良品质我这张脸是从来表现不出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发现这张脸其蠢无比。但是只要它能显得聪明些，我也就完全知足了。甚至这样，即使脸上的表情无耻下流，我同意，只要别人认为我这张脸同时又非常聪明就成。 不用说，我恨透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的人，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而且所有的人我全瞧不起，可是与此同时我又似乎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会忽然变成这样：一会儿蔑视他们，一会儿又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但是，无论蔑视也罢，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高也罢，我几乎在遇到的每个人面前都低下了眼晴。我甚至做过这样的试验：我能不能经受住哪怕某某人看自己的目光，结果总是我头一个低下眼睛。这使我感到痛苦，痛苦得都要发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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