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却是个朝三暮四和很不体面的动物，也许就像下象棋的人一样，只爱达到目的的过程，而不爱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呢(谁也保证不了)，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而这目的本身，不用说，无非就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可是，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漂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工人干完活以后起码能拿到钱，起码能去酒馆，然后进警察局一—这就是他们一周要做的事。可是人能上哪儿去呢？起码每次在他达到诸如此类的目的的时候，他脸上总能看到一种尴尬。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己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他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文明到底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温和了呢？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正是由于培养了这种感觉的多样性，人大概才会发展到在流血中寻找乐趣。要知道，人发生这样的事己屡见不鲜。你们注意到没有，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甚至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提拉们和斯坚卡 •拉辛们（两位战争领袖）都无法望其项背，如果说他们并不像阿提拉和斯坚卡•拉辛那样引人注日，那也只是因为这样的人见得太多了，太平常了，见怪不怪。由于文明的发展，如果说人不是因此而变得更加嗜血成性的话，起码较之过去在嗜血成性上变得更恶劣，更可憎了。过去他肆意屠杀，还认为这是正义行为，因此他消灭他认为应当消灭的人时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可现在我们虽然认为肆意屠杀是一种丑恶行为，可是我们依旧在做这种丑恶的事，而且还较过去更甚。哪种更恶劣呢？一一你们自己决定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才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这事无须到世界通史中去查证。只要您是人并且只要稍稍生活过，问问您自己就行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只喜爱幸福，那甚至是不怎么体面的。不论是好是坏，但是有时破坏某种东西也是其乐无穷的。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理性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确实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即便这一世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并与我们的理性有关利益所得出的最为合理的结论大相径庭，它仍然是比一切利益所得出的最合理的结论大相径庭，它仍然是比一切利益更为有利的利益。——因为它无论如何为我们保全了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因如此，一方面主人公深感自己才华出众，远高于身边的俗众，总想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极其自尊，甚至不惜以一种病态的自虐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另一方面他又宁愿受人欺凌，并从中获得某种刻骨铭心的绝望的享受，因为自己已变成毫无特性的软膏：“我这人极其自尊…不过…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挨了一记耳光一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甚至试图在自己的屈辱感中寻找享受的人，难道会、难道会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而且，也难道能确立自我，找到自己的身份吗？答案是明确的：不能。于是，深深陷入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的窘境的无名主人公无法习惯“活生生的生活”，以致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只得远离社会、远离人们，而“地下室万岁”，他只好躲进地下室里。心甘情愿地避居于“地下”，表明无名主人公最终不再有身份的焦虑并躲开了身份认同的困境，而承认自己的存在远远弱小于社会上的正常人，甚至较普通人都要低微卑贱。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通过各种对话（与自己、与想象中的他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但正如曾繁亭指出的那样，他的整个极具对话色彩的内心独白，让一个由混乱怪诞的城市生活所制造的孤独怪物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颠三倒四、矛盾反复地在读者面前抽搐着、痉挛着。“我”似乎永远搞不明白自己是善是恶，有什么目的和希望，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他犹犹豫豫却又亢奋饶舌所说出来的一切，几乎每句话都是对前句话的反驳与嘲笑。而每句话中所包含着的突兀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同样亦无法解释的绝望，则使人听来既感到恼怒又感到兴奋，既感到刺激又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这样，作家就超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1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2，他似乎对自己的一切有着颇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他虽极力试图确定自我，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而说“我是个凶很的人”，时而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凶狠的人”，并且认识到：“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这主要是因为他极力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因而太在意社会（表现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地下室人'想的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对语。”1胡志明进而指出，即便躲在地下室里，他的自我意识的层层演进，也一直是以外界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为逻辑前提的，并且是在对时尚的科学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中得到展示的。在他的通篇“自白”中，他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读者）反应的渴望，他时而卑躬屈膝，时而又厉声尖叫，恶言恶语，每部分结束时的语气，都在公开讨要别人的反应。'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典型的矛盾体，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焦虑更无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第二件事是参加同学送别宴会，主要表现身份认同。作为社会人，尤其是作为一个青年，无名主人公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他还得融入社会，而融入社会，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去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家做客。然而，那又是多么的无聊乏味甚至有意委屈自己：“他们高谈阔论着消费税、枢密院里的交易、薪水、官场升迁、上司大人、获取上司欢心的诀窍，等等，等等。我不厌其烦地傻瓜般陪坐在这些人身边，连续四五个小时恭听他们谈天说地，自己却不敢也不会插上一言半语。我在那里坐得全身麻木，好几次都浑身淌汗，几乎麻痹瘫痪了；但这也大有好处，而且益处多多。回到家里，我会有好一阵子把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束之高阁。”尽管如此，这也是通向社会的唯一通道，足以让他不至于因为过于孤独而室息。因为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说：“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一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氢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 按照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更是个体对自己与有相同背景的他人的相似性的感知。阿兰·德波顿更具体地谈道：“与古人或与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地使我们开心。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1反之，如果我们拥有的远不如别人，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从而心生嫉妒乃至忌恨。小说中无名主人公正是如此，表面上看不起俗不可耐的中学同学（与自己有相同的中学学习背景），但上述一切行动均证明，他心底里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第一件事是与一位军官的较量，主要表现身份焦虑。由于“家庭”和学校生活的影响，参加工作后，“我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跟任何人说话，越来越深地龟缩进自己的角落里。在办公室上班时，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一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一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无名主人公更是无法摆脱身份焦虑，很难有身份认同，反而更加孤独，甚至因为无法认同他者而自惭形秽，深感不如他人：“我憎恨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从上到下，概莫能外，而且鄙视所有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似乎害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那时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时而鄙视他们，时而又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他深为苦恼的是：“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通过交往，也就是说通过他人来确认自己，因此，无名主人公这种孤独状况难以持久：“我时而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可时而又不仅要跟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恨不得和他们相互视为知己…有一次，我甚至跟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开始对他们登门拜访，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不过，这种友谊肯定没法长久，他很快就和同事们吵翻了，甚至见了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仿佛从此一刀两断了。这种尝试使得他更加小心谨慎，从此惯于“孤身独处”，并试图用读书这外来的感觉来抑制住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但是青年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堕落之中。这种堕落更使他加倍难受，以致有一天夜间看见一群先生正在台球桌边挥舞着台球杆打架，其中的一位被人从窗户里推了出来。他竟羡慕起这位被推出窗外的先生来，于是走进这家小饭馆的台球室，因为挡了一位军官的路，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抓住他的双肩，把矮小的他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引发了他内心深处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他觉得这种对他的视若无睹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 “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闹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响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扉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肠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哈另一种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部的下人，面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鞋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民为本’的人那样呻吟。他那呻吟逐渐变成一种可情的、既下流而又恶毒的呻吟，而且整天整夜哼哼个没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哼哼绝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清楚，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刺激自己和刺激别人，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他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们是否把所有理性一脚踢开，让它烟消云散，唯一目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对数表全都见鬼去，以便让我们重新依照我们愚蠢的意志来生活！这倒还不算什么，但令人恼恨的是，他一定会找到一批追随者：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原因造成的，这原因简直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一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且，鬼才知道这一意愿是…“哈一哈一哈！要知道，这一意愿，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你们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的话。“科学发展至今，已经能够对人进行精确的解剖了，因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意愿和所谓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意愿、意志无法被精确的剖析，是科学无法预测的领域，倘若能够完全被预测，其就不能被称为人，没有意志，没有欲望，那还是什么人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比方说，就紧随巴克尔之后断言，人由于文明的熏陶，已变得温文尔雅，因此不再那么嗜血成性，好战嗜杀了。从逻辑上看，他似乎理应得出这一结论。然而，人是如此热衷于构建体系，热衷于抽象结论，因此会随时准备存心歪曲真理，随时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一个劲地维护自己的逻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暂时抛开意识；可以去憎恨，也可以去喜爱，只要不无所事事地枯坐着就行。到后天，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你就一定会开始自己蔑视自己，因为你明知故犯地欺骗自己。结果是：瞬间破灭的肥皂泡，还有惰怠。（一味的沉浸原始的感受与欲望，然而他们带来的愉悦也终是梦幻泡影，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在一瞬意识到自己的逃避，逃避本质，逃避思索，于是重又回到无所事事的怠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今，我完全明白了，由于自己那有加无已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苛求，因而对自己不满到了极点，进而由不满发展为厌恶，于是，就在内心里把自已的看法强加给了每一个人。（苛求自己的人似乎无法做到真正的宽容他人，类似心理学上投射这一概念，将自己内在想否认的客观特征赋予到他人或他物身上，认为他人会这样想，他人会这样做，他人具有这样的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无非是一种正义行为；可是这耗子，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到了采取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这个不幸的耗子除了自己起先的卑劣以外，又在自己周围以问题和疑虑的形式制造了一大堆其他的卑劣；它给每个问题又加上了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由得在它周围积聚了一大片要命的、腐烂发臭的污泥浊水，最后，还有庄严地站在它周围、大声嘲笑它的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以审判者和独裁者的身份向它身上连声啐出的轻蔑。不用说，它只好挥一下自己的爪子，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象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偷偷摸摸，连它自己都不相信它有资格报复，更不相信它的报复会取得成功，而且它预先知道，由于它的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它在临死的时候又会重新回想起一切，并加上整个这段时间积攒的利息和……但是，正是在这种冷酷的、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故意把自己活埋在地下室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岁月中，在这种刻意营造，但毕竟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可疑的自己处境的走投无路中，在这种龟缩进自己内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天恨地中，在这种不断动摇，痛下决心，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原因造成的，这原因简直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一一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人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我的无限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但是连这也办不到。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思想发达的人（此外，尤其不幸的是他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所占份额的一半或四分之一就足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过我又算老几？——这一切人人在做，连疾病也有人在吹嘘，而我说不定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意争论；我的反驳是荒唐的。但是我依旧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态。我坚持这种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些事大家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我最清醒地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却偏要去做这种事呢？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作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冷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但是关于墙我们下面再说。）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它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已。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里我并不是在维护苦难，也不是在维护幸福。我是在维护…维护自己的任性，维护那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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