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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政治家认为它需要的是陆军、海军和兵工厂。外国的祝福者则坦诚地指出，货币、铁路和科学知道才是它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帝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难道就不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才是它最深刻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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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
2026-09-23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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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体的一个可怕之处，为了整垮一两个政治对手，把全国老百姓都当了炮灰也在所不惜。
——熊逸《春秋大义》
你活得越久, 就越会明白一切都是会变的. 只要活得足够久,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难民. 因为国家的历史比起历史本身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活得足够久, 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会被打散和重组, 会意识到所有人被赋予的政治意义都是浅薄的, 人之所以为人, 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界定的.
——马特·海格《时光边缘的男人》
不过，他没有杀气腾腾。相反地，他赞扬政府的善意和公平，而且他的政治观感可能来自总督府的某个单位，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政治的要义只是征税和改善道路。我们的作者无法想象由选举代表或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独立自主的个人所构成的政治实体。他所思所想离不开法人团体的观点。因此，省当局派遣代表团到凡尔赛宫的时候，得要逐级转报。先通过一位挺直站立的主教，然后通过一位弯腰说话的贵族，最后通过一位第三等级（就这个称呼的传统意义而言）的成员单膝跪地禀报国王，这样的程序在他看来是顶自然不过的事。他记叙市政府也看得到类似的想法。他认为蒙彼利埃幸运有加，因为它的行政官没有因官职而受封为贵族，这跟行政层级相当的图卢兹与波尔多不一样。但是，他虽然不赞同这种册封，却也没有质疑行政官代表的是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这个先人为主的观念。“这个特权（因市政官职而受封为美族）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好事，因为那只会制造群资族：他们会沦为无所事事，贫穷以终。再说，按阶级任命最管用，因为这么一来，用于区分市民的每一个等级和次级都有权利晋身市政府。”“我们的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在区分社会等级时，不把贵族的身份当作一回事，却把社会等级之分当作是自然的社会组织。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了用家族关系来增强政治的结合，两位皇帝分别成为两位凯撒的父亲。戴克里先以伽勒里乌斯为子，马克西米安以君士坦提乌斯为子，迫使他们与发妻离异，各以自己的女儿嫁给养子。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被官僚机构把持的商品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它出售给社会的是社会的大批残余物。官僚政治经济的专政，不可能对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一次重要选择的余地，因为它必须选择一切事情，它独立作出自己的全部选择，无论这一选择是关于食物、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这意味着它已向自己宣战。这一专政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暴力。官僚政治景观利用一种官方声明，说明了包含一切现存事物的好形象，这一好形象常常集中于某一单独的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为极权主义凝聚力的保证人。每一个人必须不可思议地将自己或认同为绝对的名人或无声的消失。这个每一个其他人的非消费的主人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掩盖了由恐怖所促进的这一制度的原始积累所引起的绝对剥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毛泽东，并因而成为毛泽东，那是因为他能变得什么都不是。哪里集中景观在统治，哪里也就是警察在统治。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政府的统治不仅仅依赖于暴力。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就是说政府的强制力是唯一合法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警察实施的强制才有可能是合法的，个人才有服从的义务而国家以外的暴力就是不合法的私刑。 所以，政治权威的统治在强制性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合法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犹太人被从公务员队伍（在德国包括所有从语法学校到综合大学的教学岗位，以及包括广播、戏剧、歌剧、音乐会的大部分娱乐产业）中剔除出去。总体而言，就是把他们踢出公共领域。但是，私人企业直到1938年以前都未被波及，法律界和医学界禁止犹太人从业则是到后来才一步步完成的，虽然犹太学生被大部分高校开除，而且再无任何学校可去。在这些年里，犹太人移民的速度并不惊人，而且有条不紊。货币管制虽然令犹太人不大容易把他们的钱财带到国外，但并非毫无可能，犹太人至少可以带走财产的一大部分，况且非犹太人也要面对一样的问题。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相当数量的零散个体行动，强迫犹太人以荒诞的低廉价格变卖财产。不过这些往往发生在小城镇，而且实际上都是由一些无组织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冲锋队员，也就是所谓的S.A.所为。这些人中，除军官阶层之外，大部分都来自下等阶层。警方的确从未制止过这些“逾矩”行为，但是纳粹高层对他们的做法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不动产价格。移民当中，除政治避难者以外都是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德国没有前途。由于很快发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没有出路，一些犹太移民在此期间又重返德国。当被问到如何协调对犹太人的个人感情同自己加入的这个党所激烈倡导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艾希曼用一句格言作答：“车到山前必有路。”犹太人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天堂。其间有几年，甚至连施特赖歇尔都在谈“合法解决”犹太人问题。1938年11月水晶之夜，七千五百家犹太店铺的玻璃被砸，所有犹太教堂置身火海，两万犹太人被押送到集中营。这次有组织的集体迫害，就是要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傻瓜天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一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在十九世纪末，是霍乱、黄热、伤寒、结核等疾病 ）的携带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彼得·巴姆，一位曾在苏联前线工作的德国医生，在《看不见的旗帜》（Die unsichtbare Flagge,1952）中讲到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杀害犹太人的故事。巴姆称党卫军机动杀人部队为“别人”，以此区别普通的士兵。这本书对后者的正派持称颂态度。犹太人首先被“别人”集合到这里。然后，他们被带到原先作为苏联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GPU）监狱的密闭房间，紧靠军官宿舍。巴姆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然后有人命令他们上了一辆流动毒气车，几分钟后他们就死在了里面。接着，司机把车开到城外，把尸体卸进了坦克壕。“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女性说话的双重束缚”很简单：我们需要挑选更多女性来当老板。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让女性加人工作环境并不会自动为她们赢得更多尊重，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这会吓到男性同事，迫使他们表现得更加强势。然而，当女性占据绝大多数（或全部）高层职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伊桑·伯里斯（Ethan Burris）研究了某个信用合作社的员工，其中女性主管占到74%。“果然，”桑德伯格写道，“女性主管的发言比男性更有可能被倾听。”研究还表明，总体而言，女性领导的公司表现更好。桑德伯格说：“由女性领导的初创企业更有可能成功。高层管理者中有更多女性的创新型公司利润更高；性别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其收人、客户、市场份额和利润都更高。”最终结果显示，女性领导男性的情况越是常态化性别天平越是平衡一那么就越不会有女性声音听起来“刺耳”或“粗鲁”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不会再认为女性天然就应该顺从。那么“某特定性别的声音应该如何、权威的声音应该如何”这种怪异错位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社会语言学家邦妮·麦克尔希尼（Bonnie McElhinny）所写的那样：“我们越是允许男性和女性进入对方的领域，允许他们表现出通常被定义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言行，我们就越不会把刻板印象视为理所当然，并将重新定义对性别的理解。”当我们雇用女性来管理世界时，我建议也雇用同性恋者。因为如果对女性说话方式的疯狂误解导致我们无法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就更不想去了解，我们错过了酷儿语言世界里多少精彩绝伦的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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