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左右祖者甚多。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对三人都没什么恕词。最严厉的比如“谄附逆贼”（赵翼《瓯北诗话》），“偷生恋爵”（乾隆帝评语)，等等，觉得他们名节有亏，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魏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连杀太后、幼帝和千余名朝官，拥立孝庄帝。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尔朱荣下令胡骑将他们围住，拔刀内向，高喊：“有能为新君作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列，席地起草诏书。杀侄篡位的永乐帝让方孝孺写劝进表，孝孺喊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写，有的是人写。否则，后来诸王群臣上的那几通劝进表，充溢着诸如“功光前烈，德振中兴”“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天命有在，孰得而辞”，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现代人估计不会求全责备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但是，这段不甚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一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他们心里清楚，既然做了选择，就得承担道德责任，面对当时和后世的评骘。因此，三人通过不同形式，像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涉案人那样，四留下了自己的“供词”，为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