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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埃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人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所做出的制度建设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南方的大多数民众也开始反省和觉醒。仅仅几年，情祝已今非昔比。七十年代初，又是在南方，一个地方性的KKK组织听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件案子中，一个黑人杀死一个白人，但是陪审团以自卫误伤而判无罪开释，他们就鼓动自己的成员也去杀黑人。两个年轻的KKK就趁着夜色，拦下与上述案件毫不相干的一个十七岁的黑人青年，杀害了他。这一次，这个案子只用了一天就破案了。也是在南方的法庭上，也是南方的陪审团，杀人者以谋杀罪起诉，被判有罪。主犯被判死刑。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上第一个由于杀了黑人而坐上电椅的白人。不仅如此，一个民权律师认为，那个KKK组织对被害的黑人负有民事责任。他动员死者的母亲对那个KKK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次，也是由南方的陪审团，判决KKK对黑人青年的死负有民事责任，判罚五千万美元。该组织的建筑物、动产、不动产，统统被没收拍卖以做赔偿。这个KKK组织因此宣布破产。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它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时代不同了，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即使在南方，一样不分肤色，人人生而平等。美国南方历史上，一个白人和黑人相处的全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正像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结尾满怀激情和赞叹地所说的：“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你一定也看到了，自由的、被解放的并不只是南方的黑人，在今天，那些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已经从愚味、狭窄和野蛮中走向人性醒悟的南方白人，回首往事，一定也会承认，自己也因此获得解放，因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美国极端南方的民众私刑，就是在实质是“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借口下发生的。尽管当时美国南方的私刑，只在偶发的民众暴乱中发生，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常态。据记载，从1889年到1941年的五十二年里，美国南方发生了三千八百一十一起民众私刑处死黑人的事件。相当于几个极端南方州，每州每月有一名黑人在民众私刑中遇害身亡。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培尼案发生的麦迪逊县，据我们的邻居杰米回忆，这个县的最后一次民众私刑发生在三十年代。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时时处处在发生的寻常事件。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读了我以前的信，你一定还记得，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事案件要在案发地的法庭上审理，只有陪审团才有权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现在这一谋杀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那儿的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是具有种族偏见的人。陪审团只能由他们中的人组成，你必须在法庭上说服这样的陪审团，让他们来认定并宣布被告是有罪的。难就难在这里。这两个血腥谋杀案的发生在美国南方是有历史渊源的。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族主义最野蛮的一幕，就是民众私刑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信里向你介绍过，美国的极端南方，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法治薄弱点，在美国建立之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在传统上最缺乏人性思考的地区。因此，那里一向有民众私刑的发生。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变得急剧恶化了。由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基本潮流，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混乱时期的“常态”，而是一个相对未开化和野蛮的地区，在和平时期里阵发性的小型民众暴乱。它在一开始，常常和失去理智的民众在盛怒之下企图自行执法有关。所以，最初的发作，常常都有一个类似刑事案件的起因。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在我们阅读各种黑人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常常读到这个案子。记得那是一个雨夜，我们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外面是瓢泼大雨，我们在哗哗的雨声中读着又一本有关黑人民权运动的叫作“法律和南方秩序”的书。我们又一次与这个案子相遇。虽然我们对此案的一些细节都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在书中读到，当三名大学生的尸体被找到，案子真相暴露的时候，费镇和内秀巴县的底层白人民众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这是谁干的？”而是问“这是谁说出去的？”看到这里，我还是按捺不住，冲到外面，在大雨中打开车门去找随车的公路地图。我倒要看看这该死的费镇到底在什幺地方，哪天我非要去看看这个鬼地方不可。怎幺会有这样的地方养活了这幺一帮人。虽然我们去过密西西比，但是确实不知道这个费镇在什幺地方。寻觅许久之后，我们终于在地图上找到费镇。在密西西比州庞大的面积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圆点。旁边以很小的字注着：费镇。从地图上，当然看不出什幺。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后，我们被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案件的南方地名惊呆了一我们在同一本书上看到了我们自配居住的小镇的名字！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使我感觉最不舒服的，是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黑人民权组本没有任有织甚至考虑到，一旦出现大学生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被害者是个较上层家庭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更有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推进，更不利于极端南方的固守。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到北方的各个著名大学去招募志愿者。因为在那些名校里，有更多的中上层白人家庭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他们这方面的考虑基本上是达到目的的。我下面故事里提到的三个年轻大学生志愿者中，不仅其中两名是白人大学生，而且还有出生于富裕的犹太裔医生家庭的孩子。我总是在想，难道在那个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已经进入胜利的尾声的时刻，就一定有必要让这样一些完全没有南方生活经验的大学生，以这样的方式，立即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吗？在一个急功近利的计划后面，隐藏着策划者本身一些什幺样的心理活动呢？这是美国书写历史的方法。不论是南北战争也好，或是一个正面的民权运动她好，任何一个历史行为，总有各种人、从各个角度来对它进行揭示和评判，最终，你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你了解到的历史是完整的。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思考版思。人们也自此才可能说，真正地吸取了历史教训。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肯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指出它的问题。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历史运动。我只能说，只有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们是完美的。他们继承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主流中最宝贵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最早的那些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精神。他们超越了自己的种族归属，他们是具有人性反省和人道追求的真正的人。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们以戴尔·戴维斯的书中，可以看到，今天的KKK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吃力地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美国现代社会。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与此后的多元文化概念的产生，密切相连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敏感，或者说，对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愤怒。在他们的“种族分离社会”的理想中，与其说是单纯的白人世界，还不如说是一个“过去的好时光”。在那里，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这两把钥匙所打开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是宁静的没有摇滚乐的世界，乡村音乐和古典音乐缭绕着平稳的、没有那幺多婚变的传统家庭，儿孙绕膝。家里挂着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静物画或风景画，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的艺术。当然，更没有同性恋，没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族裔所带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和习惯，没有那幺多的少数族裔犯罪，生活也不是一天一个新花样。而现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居然咄咄逼人，逼退了想好好过点正常日子的白人文化。就连混血儿都多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后，岂止是传统的白人文化堪忧，就连纯种的一个盎格鲁一萨克逊的白人民族本身，都要逐渐消失。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和当年的德国纳粹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虽说同样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但是，当年的德国雅利安式的优越，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优越，是在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要灭掉所有“非优越”的其他族商。而今天的美国现代KKK确实是在面对本族裔文化的重重危机，面对他们历来自豪的文化有可能走向弱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分离”。因此，在戴尔·戴维斯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吸毒、对于同性恋以及异族通婚现象等等的愤怒，要远远超出他们对于黑人的愤怒。加入这个愤怒行列的居然也有一些印第安人，戴尔·戴维斯说，若不是亲眼看到，他说什幺也不会相信今天...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欧在今天的美国的地位，与历史上最明显不同的，就是普遍的恶名昭著。以至于他们今天最出名的首领丢克，也终于把他的组织改了一个不带“K”字的名称。虽然大家还是根据他的观点，把他依然归在KKK里面。今天，美国依然存在的KKK和新纳粹这样的激进分子，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属于“疯子”一类，当他们偶尔举行游行的时候，很少对他们正眼相看。例如在一次KKK举着“白色至上”的牌子出来游行时，两个白人就把自己涂成绿色，然后笑嘻嘻地举着一块“绿色至上”的牌子，使得KKK显得无趣并且荒唐。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并不是像居住在这块国士以外的人们有可能猜测的那样，认为可能这是白人社会刻意制造的结果，只有他们感到满意。记得在上封信里，我已经告诉过你，对这一案件最为关注的黑人民权团体，同样把它视为一个胜利。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懂得正义必须得到伸纸，更不是他们不关心正义伸张。而是他们理解，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因此，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幺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引。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进行忧心仲仲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幺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幺薄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大量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驶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周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杰弗逊、华盛顿等弗吉尼亚的革命者，都是激烈地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的立法会议中，不止十次提出废奴的提议，但是都没有被通过。最终他失望地说，他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解决了。他的同名外孙托玛斯·杰弗逊·伦道夫，后来也成为弗吉尼亚最积极主张废奴的议员之一但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巨大的矛盾。我们去过华盛顿的家，平心而论，即使不提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也不谈他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地位，就从一般的情况去看，华盛顿的家虽然非常大，风景很美（这在美国乡村很普遍），却是十分简朴的。他的故居只是一幢较大的全木结构的农宅。这些地是家传的，在他继承的遗产中也有一些家奴。华盛顿去世的时候，弗吉尼亚还没有立法废奴。于是他在自己的遗嘱里，解放了自己的所有奴隶。但是，在他的生前，他还是保留了这些作为仆人的家奴。华盛顿虽然为这个新国家奔波了一生，却并没有为自己在经济上取得额外利益。华盛顿的风格是非常乡士味儿的，对生活没有什幺特别的要求。可是，如果他在生前失去他的家奴，他甚至可能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简单宁静、却有着起码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为他配置服务员，他是孤身一人回到家中。如果家奴们取得自由身份，他不一定再雇得起这幺些仆人，为他照顾菜园和件马。杰弗逊从个人风格来说，与华盛顿有着很大的区别，似乎更多了一些贵族气质。他曾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长期雅在巴黎。他还有很多业余爱好，生活品位也很高。例如，他从未学过建筑，却真刀真枪地画过五百多张建筑设计图。不仅设计了他所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主要建筑群，还多年来一直梦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设计一幢满意的住宅。他最终断断续续地真的这样做到了，他设计的屋子就坐落在今天称之为“蒙蒂塞洛”的杰弗逊故土上。蒙蒂塞洛最迷人的部分，还是弗吉尼亚丘陵起伏的自然风景。那幢住宅的设计是相当成功的，与环境非常协调...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幺，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幺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长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漂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幺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像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幺，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幺，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幺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份”。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已经七十三岁了，耳聋跟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幺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范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范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范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肿。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反映了对奴隶制问题的社会冲突，以及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受到的来自对立一方的威胁。就是在法庭门外，黑人的辩护律师突然被人一棍子击倒。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可是，在历史上，真正的情况比这个严重得多。例如，我前面提到的积极参与这个案子的泰朋两兄弟。由于他们反奴隶制的立场，1834年，他们的家和公司数度被暴徒洗劫。第二年，有一个匿名人居然以十万美元悬赏他们的脑袋。此后，他们从不间断地收到各类恐吓信，他们的家已经不安全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为他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因此，说他们是以一种献身精神投入在“阿姆斯达案”的准备工作中，应该是不过分的。由于这是一个财产归属的申诉案，因此，他们研究下来，辩护的关键，还是必须证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不是奴隶，因此也不是他人的财产。而不是从“奴隶是否应该是他人财产”这个角度去辩。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祝好！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为什幺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涅狄格州，在北方是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迅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南方也知道，转这幺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幺，从道理上怎幺“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像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依然认为那些白人奴隶船的船长，比“卢姆波拉”的黑入自在道义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更高，实际上更“明白”。但是，我对黑人学者的上述研究结果，是持有疑问的。我怀疑这些黑人卖主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会更少地被贪欲所控制。“卢姆波拉”的存在，实际上证明，善与恶的分裂，人性与兽性在内心的抗争，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的种族之中的。可以印证的，是电影中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历史事实。就是“阿姆斯达”号暴动的领袖辛盖，是在前往自己家稻田的途中，被他的黑人邻居绑架，然后被胁迫步行三天，走到西非海岸，被卖到“卢姆波拉”抵债的。“卢姆波拉”的奴隶货源，基本上都是由类似的黑人绑架者，通过同样的方式捕捉和提供的。一些白人和黑人，在同一个贪欲的引导下，携手葬送自己的同类。一场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电影中有关奴隶船上的一幕，斯皮尔伯格是在逼迫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人的兽性可以发挥到如何淋漓尽致的地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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