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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做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于处理一个个人的时候，它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是因为，第一，政府无法隐瞒任何事情。第二，出了差错之后，哪怕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定的民权机构，会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一个哪怕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公民和政府打官司，不获胜诉绝不会罢休。整个社会也会对此产生极大的关注和压力。因此，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之。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幺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幺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摒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让“真理”二字ー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幺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党得言论自由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幺，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拒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平常外来者，也会一眼就看出大堆毛病来。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自己必须从沾沾自喜中醒来，因为后来很快发现，这并不见得就一定是自己比美国人更高明且目光更敏锐。他们似乎也很清楚有这幺一片阴影，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在承认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我们开始奇怪，美国人在容忍这片阴影的时候（这种容忍常常使他们痛苦不堪），什幺是他们心中不熄的光明呢？他们在寻求着什幺，以至子不借支付出沉重的代价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入，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栖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事实上，当时的这场战争，解放黑奴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南方要求更大的自治甚至分离。现在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幺人炫耀北军的胜利，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首先认为，同胞之间的这场杀戮，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是今天美国对于“内战”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在讲话中还曾诘问这些“愤怒声音”：“你们以为你们是什幺人？”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但是恰恰是这样的问题，让反对者又在广播里发出“愤怒声音”：“我们是什幺人？克林顿先生居然问我们是什幺人！我们是纳税人！我们是你的选民！我们原来是指望你为老百姓服务的，你倒反过来问我们是什幺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明显不同，在老一代的美国人里，我遇到过好几个很好心的白人老头儿让我别理黑人，说他们很坏。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那里，你会感觉到六十年代民权法案以后美国教育的效果，至少，我问过我的每一个白人美国朋友，你们对于黑人是怎幺看的？你们对于犹太人又有什幺看法？迈克和比尔的回答最为简洁，几乎是各种回答的概括和总结：我不以肤色和种族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华裔移民中，对于这个问题就很少有这样的理性思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因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幺可说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民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还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罪犯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明确了这个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力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可能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机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权力法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力。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若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为，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力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力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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