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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 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141］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138］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履行这种“责任”，去帮助纳粹在茫茫人海终挑选出“著名”人物，因为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比直面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139］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13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 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89]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査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 ——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道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本一古里安设定了这样的基调，而豪斯纳先生忠实地履行。在持续了三场的开庭陈词中，豪斯纳引用埃及法老和哈曼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然后进一步引用《圣经·以西结书》，“我[上帝]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还解释说，这些话必须理解为“这个国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使命”。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与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成长地贝克顿，以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很快就变成是由外婆给予的，而并不是他。外婆则一直都在那里。早餐后，她会穿上工作服，在通往藏书室台阶旁的露台给狗刷毛，然后戴着厚皮手套，在温室或玫瑰花坛里侍弄花草，剪一些鲜花装饰屋子，然后再将另一些一排排放在“花房”里，这里有许多花瓶，狗儿们也在这里睡觉。她还用小张的镶黑边的纸写很多信，字体如同速记，只有她的女儿们能理解其意。她每天散步很长时间，晚上还服用大量番泻叶，因为她认为新鲜空气和大便通畅是健康必需。她密切关注着家务，有时也因习俗而有所简化。蔬菜、牛奶、鸡蛋和黄油都产自庄园，在固定的时节里还要腌制火腿、采集蜂蜜装罐、制作果酱，每个月还需要从伦敦的公务员商店邮购杂物。这是一种简单而有节奏的生活，她只关心管理，而不是具体操作，但后来她搬到了一幢较小的房子里，人员问题加上固定收入减少迫使她亲力亲为，尽管我们其他人也已经习惯性地干了多年，但她还是比我们都更了解该如何清洁、除尘、擦亮银器，等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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