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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变本加厉:她来的第一年,六月伊斯兰斋戒月,婵娟暗中观察,留意到她偷偷守斋,从早上晨礼时分到日落,女佣都借故不吃,甚至也不饮水。婵娟心中不爽,当即多给她分派工作,襄她在屋裹忙得汗流浃背,嘴唇发白,她却始终没去碰一碰水杯。第二天中午,婵娟又命她清扫门廊,还襄她顶着三十五度的大太阳整理屋外的小庭园及路旁的草地,连早上晾在衣架上的牛仔裤和浴巾都被烈日晒得干透了,女佣戴了一顶草帽,穿得像个菜农一样,用几层衣服将自己裹得密密实实;脖子上披了一条毛巾蹲在庭园裹清除杂草,站起来时有点摇晃,嘴唇已干裂脱皮。她进屋裹来,婵娟给她递上一罐冰箱裹拿出来的运动饮料,女佣接过,说了一声谢谢,迳自穿过饭厅走进厕所。出来时手上的铝罐已然空了,女佣将它投进垃圾箱。婵娟全看在眼里,内心十分不悦。……辞职之前的做法:婵娟痛恨这种自以为强大和坚硬的沉默,她忍受不得,许多责罚由此而来。她让那些学生在椅子上站节课,有些更顽劣更可恶的则站在桌子上。课室外经过的学生和老师难免投来目光,人们难免窃笑,桌椅上站着的女孩渐渐挺不直背嵴,头也越垂越低。这种惩罚还有更高的一级——她将她们的罪名写在一张全开马尼拉卡上,「我没交作业」、「我懒惰」、「我愚蠢」、「我没礼貌」…要她们把它举到胸前,站在课室门外示众。没有人在经过时按捺得住不去看那纸上用马克笔写的大字;看了的人没有推不别过脸,加紧步伐匆匆走开。
——黎紫书《流俗地》
我自己体会后倒不那幺认为,我觉得要把写实的小说(《流俗地》实在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我始终不坚持它必须写实)写得扎实好看,当中也需要调动许多技巧,用上许多心计,不过是比起现代主义作品,它的技巧往往内敛不外露,使人浑然不觉。这样的小说,最怕露出斧凿痕迹,我甚至不愿意让读者在文字里看出我在书写过程中的挣扎和殚思竭虑,因为按我的审美要求,那不该出现在小说里,成为它的一部分。 这些年我读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中文著作,已经很难得看到让我自己打从心里佩服的作品了。中国大陆一直不乏长篇“巨著”,但我作为读者,总嫌它们长得令人生畏。小说家们动辄拿出数十万字,有的甚至上百万字,好像迷信字数本身等同作品的分量,或是那能说明作者的付出。事实上,这些长篇不少都写得东拉西扯,或是充斥了作者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其实都是花言巧语,却一点舍不得删去;再长了更是语言无味令人厌烦,还经常流于煽情,或以耸动的情色“慑人”,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人灌水,惨不忍睹。 台湾这几年也出了不少长篇小说,那里的小说家走的路线与大陆背道而驰,一般上语言华美,重描写而拙于叙述;文字的境界较高,但故事性相对薄弱,有不少作品流于资料的拼凑,却也可以写得很长,翻开来很容易会陷入审美疲劳,逼得人不得不跳着读,往往可大段大段略过而无损对小说的理解。这和现代的西方小说很不一样。我常常在读中文长篇小说的时候都禁不住想象它若翻译成英文会变得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对英文世界的读者而言,阅读这些作品必然十分考验他们的耐性。
——黎紫书《流俗地》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