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在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嘭嘭的啊！”“嘭”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嘭嘭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进入达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出门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听从我让她穿T恤和运动鞋的建议，坚持穿了在她看来很凉快的宽松衬衫，以及她从老家带来的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黑面布鞋。她认为这样才舒服，并不理会她可能是医院里唯一一个穿布鞋去体检的人。“没有人会朝你脚上看你穿的什么鞋，舒服就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晚上十点左右，父母的亲朋好友会打着手电筒领着小孩来家中串门，母亲为孩子们分发一小挂一小挂的鞭炮。孩子多的时候，家中的一面墙会成为“挤矮子”的游戏场地。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即一排人贴着墙站，然后用力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人退出游戏，往往最矮小的那个总是最先被挤出来，这个游戏因此得名。吵吵闹闹到凌晨两三点，村里各家都要开始准备“出神”。 “出神”是每家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要把各种贡品摆上桌，抬到门外，大香炉里插满香烛，人们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跪拜、祈祷。内容大多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样的祝福语，我和弟弟也会跟着父母一起参与，直到太阳真正升起来，父母才会把桌子收回来。跪拜完后，父亲开始燃放大年三十夜就已经准备好的鞭炮，这些鞭炮缠在竹竿上，长达几米，要爆炸十几分钟，父亲在外面放鞭炮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躲在房间从窗户里朝外看。各家的鞭炮陆陆续续响起，一场场进行接力，父亲会朝着天空的各个方向晃动竹竿，算是呼应，响完后，往往是一地的红色炮纸。新年的太阳一晒，红色纸末便融进雪里，化进泥里。新的一年便开始了。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深圳这个干净整洁的超级城市，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洁净的公园、商场、写字楼、厕所背后，常常是由一群人的过劳在维系的。造成这种过劳的原因，既有清洁公司因为持续缺人或降低成本而让员工上连班（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且无休息日），也有保洁员为了多赚钱主动打多份工。可以说，这种过劳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合谋，是“时间就是金钱”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在老家，他们连这样赚钱的工作机会都没有。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跟母亲求和的方式是，抱抱她，然后跟她说“对不起”。当她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我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总之，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灵活变通，想尽办法，能省则省，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挣钱要专注。母亲说：“一双手只能按一个鳖，哪能按两个鳖，人只能专注一样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来了深圳，才算得上第一次出远门。“银钱冷冰冰，儿女疼人心。”跟着女儿在深圳，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老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也算是实现了“梦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我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但对我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而言，保洁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们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搬出来后，阿姨决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她让老伴辞去在车库的清洁工作，代替她去照顾孙女。这一系列决定，阿姨做得丝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讲究效率，务实，用最实用、最划算又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利益与平衡。这种用市场经济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反而使双方都获得了自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认识的许多保洁员都跟母亲和喜年一样，无论男女，总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当其他保洁员问及母亲“你儿子结婚了吗”，母亲总是挂着尴尬的微笑。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做主的范畴了，她带着忧愁的心情，说出像玩笑一样的方言：“我的儿媳妇还挂在树权上。”“挂在树权上”，一种悬而未决、不稳定的状态。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衣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一一“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父亲则在这次体检中查出了轻度脑萎缩。他们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这件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过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每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哀怨的语气跟我说起外婆跟她说过的话：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哪有牛儿不抵母？我问她，妈妈，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头抵的！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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