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回到年轻的时候，哈里森则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无法回到年轻的时候，人只经历一次年轻的阶段。你不能把形成今日之你的那个雪球再滚回去：存在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生活。”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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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认为自己比她更有毅力:“说起艰苦度日，缪里尔确实不如我。她的身体更为柔弱，喜欢舒适的生活，也离不开舒适的生活一一但她其实不明白真正舒适生活的要义。”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在当时的萨默维尔学院，比起奖学金，许多女学生仍然更想找位好丈夫。此时的塞耶斯已经开始反抗女性固有的桎梏，明白遵循这些规训只会阻碍她实现创作方面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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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建议女性作家成为“带有男性特质的女性或者是带有女性特质的男性”，不要受传统性别角色束缚而限制个人的格局和抱负。H.D.的书房里就放着这本书，茱莉亚最后这几句话极有可能曾受到伍尔夫这番论断的影响。女性一生面临的危险数不胜数：如意外怀孕这类“生理陷阱”，做一位“和颜悦色的家庭主妇”所面对的枯燥与孤寂，成为一位从来不受人重视的“年老仆妇”。谈及这些危险茶莉亚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或许能让女性达成“真正的成就”:还有一种逃脱的办法，那就是成为艺术家。这些危险或许就可以避免。女性可以成为带有男性特质的女性，男性也可以成为带有女性特质的男性。而弗雷德里卡尽管认可她的诗作，却仍然对她喊着男性即是男性、女性即是女性那一套说辞，他那尖锐、像孔雀一样洋洋得意的吼叫，是所处时代观念的反映，同时也奏响了这一观念的灭亡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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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达所以离开美国来到伦敦，正是为了寻找“思想和灵魂的自由”，并借此建立起全新的自我。她在后来给布莱尔的信件中写道：“要想有所成就我必须逃离。你能看出来吗? 伦敦至少让我感觉到自由。”疏离感有助于诗歌创作;远离家乡，与严厉的父母远隔重洋，让她有勇气去探索自我，或者说，探索想要的那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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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D根据费城生活写成的小说《赫耳弥俄涅》中，主人公被美人鱼的故事吸引了注意力：美人鱼为了能与王子在陆地上生活，以美妙的歌喉交换双腿。赫耳弥俄涅因而意识到婚姻会把她绑在缪斯的位置上，她将因此不可避免地失去诗人这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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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书中，理夫坦承他享受妻子的陪伴，也喜欢与妻子谈话，但贝拉更富于传统眼光中的“女性魅力”，更能挑起他的欲望。他说：“她拥有我的思绪和心灵，你拥有我的身体。”丈夫的态度让茱莉亚终于看清，他将女性分为两类，在这种分类标准下，没有女性是完整的。“如果能活在两个维度，我才能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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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我会用尽一切力量在伦敦扎根。无论如何，我热爱这座城市。这是唯一的地方。”她并非被对名利和光鲜亮丽的文坛生活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坚定期盼将时间花费在她真正享受且确定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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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库诺斯的这段恋情第一次让她认真思考将来。塞耶斯行事风格切合实际，坚定不移地相信男女智力发展平等。除此之外，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塞耶斯对未来理想婚姻生活的构想无外乎爱人与孩子。她的确立意将精力都投入写作事业，但和H。D。不同，她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离经叛道。在她的观念里，依然对社会传统规则保有一定的敬畏，不会放任自己越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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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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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多萝西·L塞耶斯加人新闻部下设的作家规划委质会，就作家如何更好地为战争做出贡献提供相关建议。内部记录显示她“非常健谈、非常难应对”，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和当时很多作家一样，塞耶斯转而去做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工作，她志愿担任空袭管理员，为船员织袜子，还在伦敦动物园募集资金的时候认领了两头豪猪。这时距离上一本关于彼得·温西爵爷的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一总认为世间所有间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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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名学生回忆，塞耶斯“脸色老自。黄纹似卷角的头发在脑后梳皮圆发髻，夹鼻眼镜的性条总在酵间晃荡，时常穿看一条没有型的黑裙，让人疑心她是不是扔了一半的早餐，总之看上去颇为粗陋笨拙”。塞耶斯浑身散发着古怪的气息，显露了她根本不想在这里的心思。她有时会瘫在长凳上教课，有一次甚至用一把剑在黑板上做指示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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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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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向公众展示的自我永远是精心构建的：一位女性，也是一位严肃学者。她希望借此打破一种困境，即，对于像她这样在专业领域走在前列的女性学者，公众因其“女性特质明显”的装扮和她们为外在美花费心思而没有对她们付与应有的尊敬。在破除这类偏见的道路上，鲍尔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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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后来，塞耶斯开始骑摩托，穿男性化服饰。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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