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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他们所患之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即便对那些已获悉自己病情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家属也有顾虑,不想多谈。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在十九世纪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象,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即一种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地是神秘的。只要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结核病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千是,为这种有关瘟疫的经典描述提供例证的艾滋病,被认为是肇始于“黑暗大陆",然后扩散到海地,继而扩散到美国,扩散到欧洲,随后又扩散到……它被认为是一种热带病:是来自世界上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又一种侵扰,同时也是“.热...带. 的忧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顽固联系,是霍乱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共爆发四次大霍乱,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灾难却随着十九世纪的推移有增无减(五十万人死千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构想为一种非欧洲来源的类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间题巳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我柜信,半数左右的扂民死于这场侵袭,“英国旅行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在腺鼠疫(有时称作“东方瘟疫")肆虐开罗之际抵达该城写道,"然而,东方人却比欧洲人在同类的灾痛下表现出更为隐忍的态度。“金莱克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伊欧森》(一八四四) 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标题是“东方之行带回的印记"——从这一幻象落笔,即没什幺理由期盼免千灾祸的人,其感觉灾祸之能力势必萎缩,然后对众多由来巳久的有关他者的那种欧i州中心主义假说进行了阐发【疾病与异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二十世纪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加大对公众进行梅毒知识的教育以及战后加大对结核病知识的教育的那些运动中,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可以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进行的反结核病运动中的一幅海报为例,上书"Guerra alle Mosche"(" 对苍蝇开战"),显示苍蝇携带的那些疾病的致命危害。苍蝇本身被描画成朝无辜居民投掷死亡炸弹的敌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谈到隐喻,我过去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个最早、最简洁的定义,即亚里土多德《诗学》中的那个定义(第一四五七页CD)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两种疾病都要求隔离。患者被送到"疗养院"(这是一个通用词,对结核病人来说,意味着诊所,同时,它又是对疯人院的最常用的委婉说法)。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像结核病一样,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放逐。“心理旅程”这个隐喻,是与结核病相关的那种有关旅行的罗曼蒂克观念的延伸。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从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并非偶然的是,对一种被认为千治疗有益处的极端心理体验无论这种体验是因药物而起,还是因心理幻觉所致一—最常使用的隐喻是“旅行"。【隔离的地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千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分析来源,天花无法找出惩戒的个人行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被想象成能够催发性欲,并且能产生一种超凡的诱惑力。癌症却被认为是减退性欲的。结核病有这样的特点,即它的许多症状都是假象-例如表现出来的活力不过来自虚弱,脸上的潮红看起来像是健康的标志,其实来自发烧,而活力的突然高涨可能只是死亡的前兆。【疾病的表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SARS 病毒却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同时,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现代,政治修辞中对疾病意象的运用,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刺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放射疗法使用了空战的隐喻;患者被放射线所"轰击"。化学疗法是化学战,使用了有毒物心治疗的目的是“杀死"癌细胞(同时希望不危及患者本人的性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一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千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epreuse) 这个词。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幺是无缘无故的,要幺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随着赋予疾病(正如赋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亨利森《克莱西德的遗嘱》中的克莱西德的麻风病以及《危险的关系》中的德· 梅托耶夫人的天花,都暴露出了美丽的撒谎者的真实面目一一种最不经意的显露。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细究和穷尽。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一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一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玻璃大展厅为喻,称之为“无人居住的水晶宫”),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 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 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唉,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 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 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 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 对政体不应该过度施以药石;不应该为每一种混乱都寻找到一剂药。 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 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 导致艾滋病的那种不安全行为还不仅仅被判定为嗜好而已。它是放纵,是犯罪—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和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 艾滋病给人带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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