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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人来看，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整个朝廷制度的首领。二是一家之主。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强调”王者无私“，一直在弱化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根据传教士记载翻译）你们就评其他宗教教派。难道是一些宗教好，一些不好？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宗教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的，都在某方面是好的。但从众多宗教论说来看，文人们〔指儒家）还有你们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很少有真正把自己宗教教义搞明白的。你们得先把自己的本心弄明白了，才能真正理解你们自己的教义。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薛凤祚（1600一1680）就很少被提及。薛凤祚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学习陆王心学。中年后跟传教士学习了西方数学。他是最早学习对数、三角函数的中国人。薛凤祚在康熙时期以及后来的乾隆年间，都被公认为一代大才，学贯中西，受时人追捧。他把对数和三角函数中的几何知识运用到治水中，用来计算河道和河流速度，写下了《两河清汇》（两河指黄河和京杭运河）一书，是兼具中西方知识的治水名著。包括这本书在内，他有三本书被收人了《四库全书》。清代人写的书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就是乾隆时期一流学者群体对该书价值的肯定。《四库全书》的编辑在《两河清汇》的书前提要中写道，薛凤祚的学问是跟着西洋人学的，在当时被称为青州之学。青州是山东益都县，是薛凤祚的家乡。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一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对于开封犹太人，他们受到世界的重视，其实源手一次误会15年（万历三十三年）一位上京赶考的名叫艾国的人，听说了传教士利玛窦的大名，怀疑利玛窦传的西方的教和他们族人奉行的教法一样，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利玛窦在与艾田的交流中（用中文交流，艾田不会希伯来文），发现他的族人继承的教法是犹太教。艾国告诉利玛窦他们已经在开封持续奉行这个教法几百年了。利玛窦立马察觉到这是一个大发现，便把这一消息传回了欧洲。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雍正信佛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传教士及他们的用处。雍正和康熙不一样，他对传教士讲的数学、天文等欧洲学术都没有兴趣，因而在他眼里，传教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是他和康熙在看待传教士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顺治信佛，后来还曾剃度，但顺治在佛教内部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不是精神上的权威。康熙尽管征战四方，被蒙古、西藏很多地方视为神，但他自己清楚他在任何宗教里都不是精神上的权威。他和教皇谈判就是明证，他清楚教皇才是教内的权威，他只是作为一个世俗皇帝在和教皇谈判。但雍正不一样，雍正是佛教里被认可的觉悟之人，而且是指导当时高僧修行的人，因而他自信有资格评论世间宗教。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16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基督教徒不认可教皇权威，成立了新教。新教迅速在欧洲发展，后来荷兰、英国都变成了新教国家。耶稣会1540年成立的背景就是为了宣扬天主教、对抗新教在欧洲的扩展。耶稣会成立之时，正值全球航海时代兴起，因而该会还有一个宗旨就是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东北地广人稀，满人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纽带，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个“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主人负责奴才的生活，而奴才对主人尽忠。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以家庭为单位的主奴关系使得这种关系具有很强的派系特性。奴才身份是世袭的，就算由于某些原因，奴才的奴籍被去除了，但他们的后人与原来主子之间的主奴派系源流关系依然存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康熙决定要规范传教士，要求他们登记，算是常规操作。他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一做法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另外，现代德语中经常用来打招呼的“servus”，在拉丁语中就是奴隶的意思。意大利语中现在用来打招呼的“Ciao”，是威尼斯方言中奴隶用来和主人打招呼的专用语。这些字眼至今被沿用，其实和满人称奴才有相通之处，因为主奴关系之中蕴含了一种特有的信任和亲近关系。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比如康熙去世前五年，在用满文写给皇三子的一封口谕中，要他问一位刚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数学家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这就说明康熙知道老的方法，但嫌太笨了，所以想知道新方法。对这种问题感兴趣，是很纯粹的学术兴趣。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南怀仁还在北京制造出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车身动力来自于车身中间架起的一个炭盆烧出的蒸汽。南怀仁把他制作汽车每一个部分用的材料、制作步骤都详细记录下来，让人带回欧洲，并在1687年出版。55南怀仁没有具体记录车是哪一年制造完成的，但根据他书中所写的其他时间推算，应该是在167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比牛顿1688年提出的蒸汽车构想要早十多年。南怀仁和牛顿的设计相比，车的动力驱动部分，也即通过炭盆烧出蒸汽用以驱动的想法是一样的，南怀仁当时已经把实物做了出来，车可以运行大约一小时，直到蒸汽用完。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造炮以后，康熙又硬塞给南怀仁一个工部侍郎（仅次于工部尚书的职位）的官衔。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而康熙的两个舅舅让少年康熙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后来康熙晚年，为立皇子之事烦心，也只有佟国维敢跟康熙直接叫板，支持皇八子。康熙听烦了，让他闭嘴，佟国维则回答道：除非把我杀了，我才闭嘴。这些剑拔弩张的吵架细节，其实正好说明了两方关系的亲密。吵架归吵架，康熙晚年仍把京城守卫最重要的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根据耶稣会士记载，康熙私下和朝堂上，都直接喊佟国维和佟国纲二人舅舅。二人也把“舅舅”视为一种荣香。在佟国维给他一个大人写的墓碑上，就把“舅舅”写在他所有官衔的前面，成为他名字抬头落款的一部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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