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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 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 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怡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幺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幺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以方,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界,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期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 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 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技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日鲜明地针对或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益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成抗议,等等。摇滚乐有若广泛的大众影力和号召力,又如此微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敏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对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施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