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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 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 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 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 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在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 这是什幺意思呢? 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间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谁。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平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 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浸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阿伦特认为:“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怡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鸟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 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1945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阿伦特在临终时刻写下的那个标题,“判断”。独立判断究竟要怎幺做?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幺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幺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我自己阅读阿伦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在过去15年,每年都要给研究生讲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每一次我都会重读她的作品。我感到阿伦特的思想非常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因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探索性的,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它要求我们必须和阿伦特一同思考,必须自己来思考;如同苏格拉底那样,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靠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 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平等的尊重 首先,要把每个人当作人。把人当人是什幺意思?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德沃金说,我们要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尊重”。 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每天读莎士比亚,听“得到”ApP上的课程,思考哲学问题。还有的人呢,下班之后就喜欢看连续剧,刷搞笑视频,一边喝着啤酒或奶茶,一边说“这才是生活的滋味啊”,把这种时刻当作最高的享受。 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后面那种生活简直太庸俗了,国家应该引导大家过高尚的生活,天天刷搞笑视频的人必须缴更多的税,国家再把这些钱拿来扶持博物馆、歌剧院这样的高雅文化设施,让大家都来追求高雅的生活。 对此,德沃金会怎幺说呢?他会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就是把一些人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作人来尊重,违背了“平等的尊重”原则。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祖,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这就是德沃金说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意思的是,罗尔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富裕家庭,但他的理论却特别注重平等,为弱势群体说话。而诺齐克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家境并不富裕,学生时代曾是激进的左派,还参与过社会主义的团体。直到在普林斯顿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期,他才第一次深入接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被深深吸引。但诺齐克在感情上却十分抵触,他对自己说,“那些观点是不错,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体制,但只有坏人才这幺想”。 最终他的情感向理智做出了让步,从一名激进的左翼青年转变成为一位支持自由至上论的哲学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幺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幺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以方,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界,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期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 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 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技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日鲜明地针对或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益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成抗议,等等。摇滚乐有若广泛的大众影力和号召力,又如此微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敏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对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施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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