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喜欢女色，这些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熙对西方数学感兴趣必然是先有传教士和康熙接触的因，然后才会有康熙对数学感兴趣的果。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当下的摄影有一部分是快捷商品：或迎合消费主义导向，或只关注自我，拍摄自己和身边人的小浪花，几天就可以出片儿。但他想慢一点做事，消除自恋，转身向外看，陌生人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报道摄影比较耗费精力，比如做残疾人主题，要想办法找到不同家庭，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承受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负担。最终作品能拍得多深入，取决于摄影师对他人生活有多诚挚的关注，有什么样的情感和责任感。这个活儿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很多人觉得不划算。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想知道他管理时间的方法，他看了那么多网文，发了那么多弹幕，怎么还能一年译几本书。他说：“很简单，我的秘诀是：五个一小时。这五个一小时里，你要绝对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其他时间你随便玩。真的，每天五小时高效工作，足够了。”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起初拒绝了她的邀请。建图书馆是件小事，我顶多能写五万字，如何撑起一本书？她先是援引经典作品，助我编织叙事线索，又在情感上给我暖意，重复若干遍：“你一定能写好。”不得不说，她真是全能的谈判者，专业素养扎实，言语沟通恳切。我抵挡不住攻势，像是中了魔咒一样，主动提出每周五向她交一次稿，从此拥有新的节律一周一周二我总是悠闲地哼着歌看着书，名日“酝酿”，周四周五变成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关起房门紧盯电脑，饭菜屡屡烧焦，情绪偶尔失常。我儿子都知道，周五的妈妈惹不得。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秋天他得了肺炎，医生叮嘱他不要剧烈运动。不运动对他来说很难受，他自己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每周增加一点强度，但他不敢带着相机上街，因为对他来说，心动才是最剧烈的“运动”，街头目之所见一定会让自己心动过速，不停地拍下去。他写道：“如果观看是种呐喊，我已破了喉咙。”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找来这本书看，版权页上写着“第14次印刷”。它被一些人批评为“太像日记，节奏太慢”，但我相信，这也正是另一些人狂热喜爱它的原因。其叙事速度之匀之耐心，会让读者觉得自己在被陪伴，而不是被牵引。它对两个心灵之间漫长互动的描述，缓解了读者的孤单。而且，它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天才”的女孩的视角，也更让读者亲切，而不是自叹弗如。它的结构像玉米发糕：松，软，家常。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们坐在一起喝茶，他头顶有些稀疏，头发花白。在他这个年龄，白得有点早了。可他说他不再害怕衰老：“阿不打通了我的生命，将我的时间向远方延伸开去。衰老对我来说突然就不是事了，有白头发算什么，我还有儿子呢！人类追求了千百年的长生不老原来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做‘生育’。”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们一起谈论他书中的自我映射，他告诉我，写武侠实际带有双重意义，一重为读者（学生），一重为自身困境。一个写作者总是先应对真实生活，再塑造纸上的人物。那时他不停地写，不愿意中断，更不能想象一个新生命打破这种生活节奏。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在被椰揄的这种时候，读诗成了有效的纾解。面对文字和思想，像躲进避难所，获得宁静与共鸣。有强大的心灵在安慰他，外界的非议和鄙薄也就自动飘远了。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问他：“做义工是不是为了积德行善？”他说不是，他只是越活心越胆怯，反复地想人生的意义金钱的意义。自己需要的物质越来越少，需要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但是只要选定喜欢的，就一定要做。义工这件事就是认准的事。他反复跟我说：“这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社区服务。我不想拔那么高，我只是在这份工作中能求得心安。”他已经六十多岁，可是聊起父亲时，那缓慢的回忆和愧疚感，依然是属于孩子的。他现在做的这件事，他那爱读书的父亲也许会感到欣慰吧。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中图网来了一对夫妻，女的穿着暗花棉麻小薄袄，声音熟悉，正是电话里那个柔和的人；男的穿得也素，不像商人，像书生。他和她说话都缓，互相补充着说，不打断，不抢话，像是两根织毛衣的针，一来一回，把话头轻轻给对方递过去。十几年前，他建起这个网站，现在已有许多员工，他还是喜欢亲自去出版社挑书，辨认书的好坏。他也去仓库搬书，不觉得累。他说他从来不给员工发火。她说：“他偶尔发火，是给我一个人发。”两人的眼晴笑弯了。离开我这里时，他问她：“下雨了，你穿那个会冷吧？”他护着她的脊背，走进微雨中。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碑林门口紧挨着一条街一书院门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街道中段有古老的“关中书院”一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如今，这条街的生意紧紧和碑林相连，卖笔墨纸砚、书房清供、字画玉器、篆刻画框。街头有个灰白胡子的“扇子哥”，在扇面上画国画，每天只画六把，看热闹的人不少。走进这个路口，满眼都是毛笔字。碑帖、拓片、书法卷轴铺展开来，占据了街面的大半。商店牌匾全是手书，路边小筐哪怕售卖低廉花哨之物，也要用毛笔写出价格和名称。印刷体似乎不太敢出现在这条街，怕跌份儿，怕上不了台面。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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