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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目的和自由依照目前人類文化所已達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都在正面誘導人,感化人,都在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之自由,都還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類,無論如何,是在限制人、壓抑人,而並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於更少的自由裏,只能算是次好的。戰爭殺伐,只在消滅對方人之存在,更不論對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至於到了人吃人的時代,人類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時便只有各自求生,成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時則只有兩個目的給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實則只有一個目的,叫你儘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时是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
——钱穆《人生十论》
必得其人成为尽人所愿挑选之人样,始属最好最高的人样。此一样子,则必然为最杰出者,而同时又必然为最普通者。换言之,此乃一最普通而又最不普通之样子。再换言之,必愈富人性之我,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
——钱穆《人生十论》
人生一切真理,莫要于先使自己做成一好人。而各人自知之明,必远多于他人之知我。使我如何做成一好人,此其自知必最真最切。宇宙既无限,世界亦至广大,时不同,地不同,人人才性不同,处境又不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伦类对象,无一相同,奈何可得一同一之真理?在西方必求之上帝,求之科学,求之哲学。在中国则人人求之各自之良心,人人良知之所明觉,此即人人当体即是之真理。此若至有限而实至无限,至无限而又至有限。
——钱穆《人生十论》
再说如记忆吧,你的脑子记不清,写一行两行字,便记住了。那一行两行字,也是你的生命工具,也是你的文化脑。而且那一行两行字,不仅替你记忆,也还能替一切人记忆。一切人看见此一行两行字,便都会记起那一行两行字中之所记,所以那一行两行字,也便变成了千万人之公脑了。千万人之公脑,又能变成一个人的私脑。如人走进图书馆,千万人所记,随手翻阅,都可记上他心来。这便是语言文字之功,也即是那一张嘴的功。
——钱穆《人生十论》
我们刚才说,心跳进瓷土,就造成了杯子,心跳进棉麻,就造成了衣服。人类心灵这一种跳离身躯而跑进外物的努力,都得经过双手的活动而实现,而完成。现在我们说到嘴,却使我们的心,跳离身躯而跑入别人的心里去。如人类运用数字计算,最艰难的数学题也可用笔来解决。若使以前人没有数字发明,即最浅易的算题有时也会算不清。我们因此也可说那些数字,便是我们人类的新脑,是我们人类自创的文化脑。
——钱穆《人生十论》
我们回大陆,不是安乐的开始,乃是忧患的开始。要懂得如何和大陆同胞来共其忧患,来谋求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长远的前途。这样的一番大责任,不是今天就早该忧患着吗?
——钱穆《人生十论》
中国的文学就是人生,也可说中国的人生就是文学,所以才可把真实的人生放进文学里去。西方的人生不能成为文学,所以他们才编造好多故事装进文学中来。他们多讲男女恋爱,但哪有像中国般的夫妇爱情呢?而且又多牵涉到国与天下的大局面上去的呢?
——钱穆《人生十论》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
所以我们做人,第一要讲生活,这是物质文明。第二要讲行为与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文精神。第三最高的人生哲学要讲德性性命。德性性命是个人的,而同时亦是古今人类大羣共同的。人生一切应归宿在此。
——钱穆《人生十论》
在世界人类的文化历史上,犹太与中国,或先或后,在那一段时期内,都曾有过卓绝古今的大哲人出现。他们正都是处在身生活问题粗告一段落,心生活问题开始代兴的时期,遂各有他们中间应运而起,来解答此新问题的大导师。有的引导心向神,有的引导心向物,人心既是奔驰向外,领导人也只有在外面替心找归宿。只有中国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
——钱穆《人生十论》
西方宗教、科学、哲学在人类知识前进路程上之大贡献,只在其不断提示一种无限不可知之外围,使人类之知,能妥放一真位置,并能续向此不可知之外围而前进。
——钱穆《人生十论》
中国古人说天地万物,与我一体。正因为人的心,能不专困在自己的身躯里,人的生命也能不专困在自己的身躯里。因于人的心灵之活动,而使人的身躯也扩大了,外面许多东西,都变成了我身躯之代用品,那不啻是变相的身躯。
——钱穆《人生十论》
若使教育有办法,政治尚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办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办法,战争又是次好的。只要战争有办法,较之人吃人,也还算得是较好的。
——钱穆《人生十论》
人类中间的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这些都是为文化人生创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的,便替换出了恶的。
——钱穆《人生十论》
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观念,恶的评价,也将随而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实乃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
——钱穆《人生十论》
不仅各人性情有不同,而且时代风气也不同。对我幼年时有所启悟的,此刻别人不一定也能同样有启悟。换言之,教训我而使我获益的,不一定同样可用来教训人。
——钱穆《人生十论》
此我所以最為傑出者,又復為最普通者。盡人皆可為堯舜,並不是說人人皆可如舜尧做政治领袖、當元首、治國平天下。當換一面看,即如堯舜處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這我便與堯舜無異。我譬如堯舜復生。故曰:堯之言,行堯之行,斯亦堯而已矣。這不是教人一步一趨模仿堯 ,乃是我之所言,我之所行,若使堯來當了我,也只有如此言,如此行。何以故,因我之所言所行之恰到好處,無以復易故。
——钱穆《人生十论》
故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捨生取義。人之生命,本为求完成其德性与其任务与使命。则为完成其品德与其理想之任務與使命而死,豈非死得其所。如是則死生一贯,完成死,即是在完成生。完成生,也即是在完成死。
——钱穆《人生十论》
裴斯泰洛齊認為人類生活之發展歷程,得经过三 種不同的情狀。首先是生存在「自然情状」,或说是「动物情状」中。此如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疲倦了要休息,生活不正常了要病,老了要死。此诸情状乃由自然律则所规定,人与其他动物,同样得接受服从此种自然之律则。在此情状中,人生与禽生兽生宝无大区别。在此情状中生活之我,即是詹姆士之所谓肉身我。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生由第一情状进一步,转到第二情状,则为社会情状,又称政治情状。那时的人,也便成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了。在此一情状下生活之我,则是詹姆士之所谓社会我。
——钱穆《人生十论》
中国的易经六十四卦,每一事变即讲一番应变的道理。但总是戒骄而重谦。在谦卦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盈就是得意,就是满足,就是骄。中国古书明白教训如此。可算说得已够已尽了。
——钱穆《人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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