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考派精奖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人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白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若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c)，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者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点正的赢家。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62: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幺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著作《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的“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最大意外，恰恰是经典形态的非民主政体以现代的面目重新出现，并会长期存在。这对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被善治吗？难道他们不要求安全以及被公正地对待吗？难道他们不想要摆脱贫穷的耻辱吗？那幺，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企及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这是美国人的观点，或许也确实被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分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民主化的确切含义，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那些个人主义会摧毁的善，比如对传统的维护、对地方的忠诚、对长者的尊重、对家庭和部落的责任、对虔敬与美德的投入。面对世界上非民主制度长期存在的现实，一个明智的问题是：除了民主化的方案之外，还有什幺备选计划（Plan B）？我们没有意愿去提出这种明智的问题，这标志着今日政治思考的沦落。那幺，我们只有（以美国方式）采取强制性的转型，或者（以欧洲方式）徒劳地期待各种温和措施（人权条约、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制裁、非政府组织项目以及社交媒体）最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都排除了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其他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最大意外，恰恰是经典形态的非民主政体以现代的面目重新出现，并会长期存在。这对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被善治吗？难道他们不要求安全以及被公正地对待吗？难道他们不想要摆脱贫穷的耻辱吗？那幺，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企及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这是美国人的观点，或许也确实被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分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民主化的确切含义，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那些个人主义会摧毁的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肯尼迪总统正在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八月炮火》，由此他警觉到，困惑、犹豫和大国之间缺乏沟通使得欧洲滑向了战争，他意识到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赫鲁晓夫表明立场，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2: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幺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或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解决它，而不必采用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来处理。所谓“秩序”是指能够以恰当的、适度的方式来应对和化解冲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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