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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海外的希腊人，有些滞留在那里，时间长了成为移民。早在公元前IT但纪，布脂人就开始向半岛外移民。爱奥尼亚人主要向东去往小亚细亚，多立斯人则更多西向去往意大利。最先涌现的城邦有不少就是这些移民建立的，如爱奥尼亚人的名邦米利都。公元前8世纪，随着城邦的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有组织移民，一个母邦划出一批人口，集体移置到某个新地方，建立一个殖民点，条件成熟之后，这个殖民点就独立而成为一个新城邦。这一殖民潮持续了两三个世纪之久。每一个殖民城邦都是一个特定城邦去建设的。殖民群体从母邦祭台上分取圣火，到达新地点后，第一件事是用带来的火种建一个火塘，这象征新城邦继承母邦的传统，宗教 政体形式、方言，等等。殖民城邦虽然与母邦保持多种多样的联系，但它建成之后就成为独立的政治体，并不附属于母邦。因此，殖民城邦既不同于通常含义上的移民，也不同于近代西方帝国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帝国的属地。当然，殖民地闹独立获得成功是另一回事。殖民城邦壮大之后，有可能建立它自己的新殖民城邦，继续扩大殖民链条。例如，米利都建邦后不久即变得繁荣昌盛，便在黑海南岸建立了一批自己最早的殖民城邦，继而深人黑海其余地带，如多瑙河河口、第聂
——陈嘉映《希腊别传》
奥德修斯说道："阿喀琉斯啊，没有人比你更加荣耀，你生前是众人瞩目的伟大英雄，死后又成为冥府中众多灵魂的首领。"阿喀琉斯却这样回答："我在这样阴暗的地方苦不堪言，即使是作所有亡魂的首领，我也不愿，我倒愿意活在阳世，哪怕身为农奴，为家境贫寒的雇主辛苦耕田。"我们还记得，阿喀琉斯早知道他将殒身沙场，但他仍然选择出征特洛伊，现在他的相法变了？此一时彼一时，人的感念当然时时不同，但我想，如果再生 阿喀琉斯还会宁死为英雄而非活为农奴，荷马的如椽巨笔创造了希腊的英雄理想，然而，荷马岂能不知，一切理想都有它虚幻的一面。英雄视死如归，但他并不爱死亡，他爱活着。荷马笔下的英雄远比我们卓越，但他们并不古怪，并不用古怪的方式感受、思考、行动。
——陈嘉映《希腊别传》
英雄为荣耀而生，为荣耀而死，如希腊学学者韦尔纳·耶格尔所称，英雄对荣耀"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渴望被人赞美、称颂。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英雄的一种卓越之处"。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人死换来的东西。而且，英雄要听到的是同侪的赞扬，芸芸众生的赞扬并不带来荣耀；唯英雄识英雄，同侪的赞扬不只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赞扬者的认可。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今人倾向于区分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这样两分之后，更加推崇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对这种区分荷马英雄肯定十分陌生，他们会很难理解深藏在纯粹内心之中的卓越。荷马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堂堂男子，体格强健、外貌威武、举止轩昂。卓越展现自身，而不是藏于内心。存在本身就要求展现﹣﹣奥德修斯有言：没被看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启蒙的新见会得到较多宽容。共同体面临危险的时候，民众在心理上感到恐慌，更容易敌视自己不熟悉的观念。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希腊是古代世界里最开明的，雅典的言论自由尺度尤其宽松。但自由的限度始终存在，更切旨的是，这个限度因时而异——有论者注意到，迫害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完美重叠。穷理无禁区，政治有禁忌，哲学的小众特点对哲学起到保护，而当哲人介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就变得明显了。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希腊城邦这样的共同体，需要某种“公认智慧”才能存续。哲学以何种方式言说为宜，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那里，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主题。
——陈嘉映《希腊别传》
斯巴达与雅典同为希腊的伟大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比起雅典，斯巴达在原为更多的时候享有领导地位。然而，我们今天说到希腊，首先浮现的一定是雅典。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陈嘉映《希腊别传》
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前面一再提到，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任务。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感知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东西。而且，英雄要听到的事同侪的赞扬，芸芸众生的赞扬并不带来荣耀；唯英雄识英雄，同侪的赞扬不只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赞扬者的认可。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卓越展现自身，而不是藏于内心。存在本身就要求展现——奥德修斯有言：没被看见就等于不存在。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也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慨、笃爱、忠诚。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把这说完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陈嘉映《希腊别传》
公民观念是希腊人最根本的政治观念，并起起代伏一直传到现代。不过，在古希腊，唯本城邦的成年男子才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奴隶和外乡人则完全被排除在公民范畴之外。对公民权的这些限制常为人诟病。不过，想想其他古代社会，想想即使在今天仍有那么多男人女人压根儿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对希腊人的批评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儿。
——陈嘉映《希腊别传》
我们会认为，高强的武艺、智慧、进退之间的自信自如，这些都是慢慢磨练出来的，但在荷马笔下，arete仿佛是长在英雄身上的。越是天生的、越是自然的东西，就越发卓越，奴隶的技艺才是靠勤学苦练得来的。好刁钻的嘴哈哈哈哈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罅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斯巴达和雅典长期保持强邦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个城邦特有的政治文化，在于它们的民众信赖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启蒙的新见会得较多宽容。共同体面临危险的时候，民众在心理上感到恐慌，更容易敌视自己不熟悉的观念。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希腊是古代世界里最开明的，雅典的言论自由尺度尤其宽松。但自由的限度始终存在，更切旨的是，这个限度因时而异——有论者注意到，迫害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完美重叠。穷理无禁区，政治有禁忌，哲学的小众特点对哲学起到保护，而当哲人介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就变得明显了。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希腊城邦这样的共同体，需要某种“公认智慧”才能存续。
——陈嘉映《希腊别传》
雅典是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其民主化很彻底，同时，制度相对完备，大致顺畅地运行了数个世纪。当然，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无论在当时还在后世都遭到多种多样的批评。一个突出的缺陷是：所有政治事务都交由公民大会决定，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领袖人物不得不顺从群众的看法和情绪，然而，大多数公民并不谙熟政治事务，而且，群众在集会时住往比平时更多受到狂热情绪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雅典的历史中的确多次出现，有时给雅典造成巨大的损失。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够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
——陈嘉映《希腊别传》
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也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概、笃爱、忠诚。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把这说完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陈嘉映《希腊别传》
城邦是一种地方性建制，城邦人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何处。人还保留着植物性，生长在culture、泥土、耕种、培育之中。文明或civilization，则与城市或cy连在一起。文明集中在大都会里，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大都会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
——陈嘉映《希腊别传》
如果说苏格拉底有一个主导问题，那它就是：人怎么能够过上良好生活？他的回答是：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身体健康、财物丰足，而是灵魂的福祉。而唯有德性能带来灵魂的至福至善.所以我这里用“德性”而不是用“卓越”与之对应。“德性”接近于今人所说的“道德”， 若说到两者的区别，我会说，德性更多在个人身上生长，而道德偏向于指称普遍的规范。希腊人常常列举四大美德：勇敢、智慧、正义、节制。以之衡量，苏格拉底可谓美德的化身。
——陈嘉映《希腊别传》
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个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陈嘉映《希腊别传》
研究希腊思想史的权威J.B.伯里仍然断言：“希腊人首要也是最珍贵的成就当数无畏的思想自由。”伯里所说的思想自由可不是斯多葛学派所称的心灵自由——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思想仍然可以在内心深处自由驰骋。鼎盛期的希腊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心智的自由发展要求自由的表达。敢讲，久而久之也不敢想了，忘了该怎么想。希腊人为自己创造了极难一见的思想-言论自由环境。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与小说、电影不同，戏剧主要是由话语构成的。无论后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有没有道理，无论图像时代多么色彩斑斓，希腊心灵最重视的，的确是话语。有人说，戏剧是展现行动的，这也对，但在戏剧里尤其在希腊舞台上——行动是用话语说出的，动作很少。演员通常并不模仿现实生活里的动作，杀戮一类引发感官刺激的场景更是绝无仅有。心理活动则完全由对白展现——演员戴着面具出场，并不展现表情。希腊戏剧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们并不模仿现实。
——陈嘉映《希腊别传》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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