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前提假定：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就好像苏东坡的庐山，身在此山中的时候，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但如果远近高低绕着它看一圈，就能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声音也是一样，虽然人的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的声音，但我们用科学工具不断探测、研究，就能了解到声立木质上是一种声波。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误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打个比方，比如一堆“木头”，在人登场之前，它只是一团混沌，甚至连“木头”这个名字都没有。然后人出现了：要取暖的人把它看作是“燃料”，要造房子的人把它看作“建筑材料”，而一个极端饥饿的人，甚至把它当作“食物”……燃料、建筑材料、食物，都是人制造出来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认识”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想想看，你会恨一个杯子或者一把椅子吗？僧恨只能指向人。因为人有自由，只有人能出于自主意识对你做些什幺。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就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变革的必要性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马尔库塞的批判深刻而犀利，有很强的感召力。但我们也看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大家承认变革是必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覚不可能没有痕，“解放的灵”就伏在裂痕之中。马尔库塞这个社会，力于揭穿这种性的统一，就是要把裂痕开，将解放的风放出来，在思想面上为变革创造条件。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于体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侧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马尔库塞希望，这些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能够从他的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产生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他呼呼一种“大拒绝”，呼吁人们去否定现状，不再沉湎于消费和享受，用“变革的主体性”取代“消费的主体性”，让抗议和反抗演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解放运动。但是，尽管怀抱如此宏大的期望，对于运动的最终结果，马尔库塞并不乐观。他说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然怀有希望。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到这里，你可能也发现了，马尔库塞一直说要变革，但却没有指明变革之后该怎幺办。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设性目标。还记得前面的例子中，那个要求变革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吗？马尔库塞可能会说，守门员变成前锋，这不是实质性的变革。那怎样才算实质性的变革呢？大概在足球场上游泳才算吧？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马尔库塞也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纪60、70年代的青年抗议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篇文章对谷歌收录的3000万本以上的图书做了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到了1920年之后，几乎就在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来不死，而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死亡。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死了呢？我认为就是它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南，只能进入博物馆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自由主义不断被宣告死亡，恰恰表明它还活着，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心存许多深刻的不满。这是为什幺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发展中遭遇了越来越强的平等主义的压力。也就是说，自由面对着来自“平等”的挑战。从“特权”到普遍的自由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 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 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衣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オ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オ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擡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オ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给你的寄语到这里，我们探访西方现代思想的旅程就要告终了。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你在这个学习思考的旅程中有所收获。西方的现代始于理性主义的勃兴，人类创造了空前的成就，也带来了崭新的挑战。在本书中，我们阐述了20世纪一些卓越的思想家对现代性间题的探索与反思。而在今天，理性主义主导的现代性仍然在全球扩展，同时又遇到多种困境与危机。这些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们未竟的难题，都会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和选择带来丰富的启发意义。如果多年之后，你还能记住这本书中的一句话，那幺我希望是这一句：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是的，请记住：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我的朋友们，再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我曾开玩笑说，这对师生好像是给大家上了一副对联。福山先写了上联，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是《历史的终结？》。标题末尾打了个号。三年之后，他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则对了下联，他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是《文明的冲突？》，标题末尾也有一个号，三年之后他也去掉这个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导致师生二人相互疏远了很久。直到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与弟子和解。不过，感情修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1979年福山到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工作，其间还有两三年在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政策研究。1989年，福山到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后来修改成文章发表，就是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文发表在1989年夏天，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又过了两年，苏联解体。福山一下子声名起，他被看作预告了冷战的终结。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从此，“历史的终结”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词语。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后来马克思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升级版。而现在，福山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新版。只是，福山的版本至少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版本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福山设想的历史目的地与马克思的构想不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要抵达的理想社会。而福山说，没有那幺远，历史的火车”提前到站了，自由民主制就是最终目标，人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到达这个终点，也就不用继续前行，走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对方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热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想想看，你会恨一个杯子或者一把椅子吗？憎恨只能指向人。因为人有自由，只有人能出于自主意识对你做些什幺。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就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而是匪夷所思地、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オ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独立判断的艰巨性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徳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徳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徳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太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自记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 moral integrity， 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徳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则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思想史的地图上，我们前几节讨论的波普尔和哈耶克算是邻居。这一节我们要拜访的，是他们同时代的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ー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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