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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看作很小很小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才比我们大十岁左右而已。如今,我已经四十三岁,而他们应该已五十多,再过几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我现在在校园里看到的学生,或许还要比他们的孩子小几岁。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如何回忆自己的这段校园岁月,会怎么看待当年踌躇满志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记得草地上那几个蹭吃的小孩。可是我会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草地上几乎所有人都那么单纯,因为满怀希望而对世界报以慷慨。这种单纯和慷慨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很少再能同时碰到。因此那些在草地上度过的中秋之夜,是我至今为止最宝贵的回忆之一。可惜这样的烛光晚会我只参加过几次,后来校方在每年中秋节的晚上,不再允许校外人员进入;再后来那几片草地插上了禁止践踏”的牌子,连中大的师生也不允许踏入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第二章“我为什么写作”是我对自己写作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也是一次通过写作理解生活、认识自我的过程。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对生活的消化和体味,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深入和辨认。生活、自我和写作这三者在我身上的关系大约是,首先生活和阅读提供了经验,我通过这些经验观照自身、澄清自我;而写作最初是我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之后则成为一种从自我到无我的超脱一一在人的生命尺度内,它不大可能完成,因此我的写作也不会终止。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看过的一部日本漫画里,主人公做了一件自己无法宽恕的事情,于是他不再去上学——他是个已被父母抛弃的高中生——每天拎着一只纸袋,里面放了一把尖刀,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计划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用来补偿他做的那件不能被自己宽恕的事,然后再自杀。 尽管他心里酝酿着如此可怕的计划,甚至已经不打算活下去了,但他的流浪并没有采用一些更极端的形式。比如说,他没有露宿街头,也没有衣衫褴楼,更没有向人乞讨。事实上他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每天都换洗干净,起码在他的同事看来,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只不过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太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而已。当然,他的同事不知道他下了班之后,会带着一把尖刀四处游荡,假如知道这一点,他们或许就不会觉得他是个“正常”人了。 在他一厢情愿的设想中,他会在某天撞见一桩暴力犯罪事件,然后他就可以挺身而出,用尖刀把坏人捅死,或者反过来,他被反抗的坏人杀死,这两种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意。有一次他几乎要如愿以偿了,他留意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有问题,但他偷偷摸摸实施的罪行并非针对他人的侵害,而是只想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主人公把中年男人痛骂了一顿,这不仅是因为计划落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漆黑和宁静的校园里跑步,曾带给我某些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当年还小,没办法弄清楚那些感受的内容。后来科学告诉我,有氧运动会促使人体分泌多巴胺,是那些化学成分让我感到了愉悦。我当然相信科学,但同时坚信那些美好的感受并非完全来自化学成分。湿润的泥土和草木散发出的清新气味,这在白天很难闻到。大多数虫鸣在白天也听不到。还有校园里阒寂无人的情景,大白天也很难看到。正是这些和日常景象相异的新鲜气味、声音和画面满足了我的感知。今天只有在去到一个陌生的,通常是一个不太发达也缺少发展前景的,人少、安静甚至还有点破落的地方时,我才能重温这种美好的感受。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看来文学不是向读者传递些什么,而是触动读者身上的什么。特殊的事物往往有更明确和具体的特征、内涵、趣味、意指或意图等,要不就受到更多巧合因素的摆布,因而远离了事物的本质性和普遍性—艺术的意象其实天然地亲近普通的事物。而“普通的事物”也是我写作的耕耘之地。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妈一贯的看法是,应该体谅学校安保工作的难处 一我不记得她有没有对这件事发表过看法,但假如请她发表看法,她百分百会这么说。我也不清楚我爸有没有受到伤害,如果有的话,我并没能看出来,或许他对类似的歧视早就麻木了。而当年的我也不像今天这么敏感,虽然我确实感到有点气愤,但那只是很轻很轻的气愤,既没有令我因此誓要发奋图强,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社会地位,以证明门卫对我们的歧视不但是狗眼看人低而且是有眼不识泰山那相当于认可了那种歧视背后的价值观;也没有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暗暗发誓从此不再踏人中大校园半步,因为根本就没人在乎我进不进去,而我若不进就少了个活动的地方,吃亏的还是自己。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身上的担子轻了。原本我们以为她的病情更严重,毕竟癌症在一般人心目中是绝症,没想到父亲反倒先她而去。或许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绝症,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哪怕无病无痛也只是活个几十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倒计时中。尽管自知时日不多,但母亲的心态很好,她坦然地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长吁短叹,更没有歇斯底里。她之所以没被绝望压垮,是因为她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和不重要。无论这是源于被洗脑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好,总之她相信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了某种崇高和共同的目标,因此死对她来说并不可怕,甚至也不可惜。她一辈子都在压抑自己:不敢流露个人的喜恶,认为那是一种偏颇;不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那不全面和客观,不敢面对自己的欲望,哪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欲望,都可能是一种带有道德风险的私心她总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恰好逻辑意识较强,总能把道理说通,于是起码在当年,一般人确实难以挑出她的瑕疵。但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她只是傻和脱离现实而已。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后来我才发现,哪怕是二本好书,也不会对所有人都有启发,因为不同的作者彼此间差异太大。至于我怀有的要从阅读中得到启发的这种念头,本身也是一种功利的思想。我还要承认,虽然承认这点会显得我很愚蠢,但这是事实:当年我之所以强迫自己读完买来的书,部分也由于我觉得花钱买来的书假如不通读一遍的话,那花了的钱就相当于浪费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杂志则像一只用过的一次性快餐盒,沾满了油污和泥无,不但毫无价值,还要持续地污染这个世界。母亲却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一藏就十几年,仅仅因为上面印了我的名字一那是她帮我取的:在我的姓氏后面,第一个字是我出生的季节,第二个字是我出生城市的简称。多么工整!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齐备、无可挑剔、有依有据、中规中矩,谁也挑不出这个名字的毛病,因为它没有感情、没有喜恶、没有期许,有的只是铁一般的事实。她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也没有被人强迫,她自己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要生我。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了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因为,那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她希望我成为的“有用”的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曾以为对于写作来说,感情冷淡是一种缺陷,但它其实只是一种特质。我真正的问题在于缺少耐心。我需要通过大量的写作建立自己的语感。一个写作者的生命感受往往直接体现在其语感里,它是人和技艺的结合统一;就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可以辨识的,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反思得太多,实践却太少。当年我热衷于上网和人交流写作,可是对于交流所得我又无力消化。写作需要阅读,当然也需要交流,不过我不是个善于交流的人,当我和人面对面交谈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保持气氛的融洽、规避冷场等方面。我喜欢唯唯诺诺、一团和气,不喜欢争论和追问。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试过抱着学习的心态,买回来一批文学期刊,结果发现上面有相当部分小说,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好。假如单从实践水平看,部分作者对小说的认识甚至不如当年的我。他们的小说里没有丝毫新的内容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方式也是大家惯常的方式。这就是平庸 我这么说,没有刻意贬低,就像我也经常说自己平庸一样。我还发现很多作者描写的现实难以令人信服,他们笔下的人情世故就像电视剧里的表演一样,是过家家式的。他们对人心的了解非常表面,这在我看来比平庸更可怕。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祖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否则写作就无法深人到自身的独特性中。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和软弱 这确实是逃避和软弱 一出于对我的关心,曾有人善意地劝我:从你的安全区里走出来,勇敢地去追求,勇敢地享受成功,并勇敢地承受失败和痛苦,如此一生才会无悔无怨。可是,现在我好像也无悔无怨,那何必还要折腾一番?当然除非是我抱怨了,可是我没有抱怨。我不青楚那些人是否比我更幸福,但他们确实在精神上比我更强健。不过我不太确定,强健和赢弱究竟是一种优和劣的关系,还是仅仅是两种平等但不同的特质。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生活中我同样应该自尊、自重和自爱,而不是经常随意地贬低自己、嘲讽自己。因为一个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其身份或地位上,而是建立在其言行和信念上。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我,我始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高贵的人。并且真正的高贵,从不体现在对别人的优越感上,而体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这种尊严和高贵,既作用于我的自我意识,也融汇在我的写作语言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拓展和塑造。实际上写小说也好,写散文也好,写诗歌也好,本质上不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感知自身的存在和外部世界及其中种种关系的问题。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得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活得很有意义,这是我的思想基础,当我看到报纸上登捐献遗体的报道,特别是一家六口都捐献遗体,这家人大多数从事医务工作,我很感动,我明白,遗体的作用是医学教学、医学研究,目的是更好地防病治病、救死扶伤,这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当我和你爸爸谈起这事,他对我说,我们也捐遗体吧!我听了很高兴,我就去了中山医学院接收站登记。 2023。8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只有3位捐出了遗体。父亲去世后,我们遵照他本人的意愿,向市红十字会捐出了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与教学。前来对接的工作人员将父亲的遗体称作“大体老师”。后来他们做了一次家属回访活动,请家属分享自己和“大体老师”的想法和故事。因为当时还在新冠疫情封控时期,母亲独自接受了回访。她对这个活动很满意,认为受到了尊重,并在微信上向我姐和我转述了自已的分享内容。以下是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她发给我们的微信信息,一字未改摘抄如下: 我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虽然共产党、毛泽东有缺点、错误,但是这个观点,我始终认为是对的,我觉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那不全面和客观;不敢面对自己的欲望,哪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欲望,都可能是一种带有道德风险的私心…她总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恰好逻辑意识较强,总能把道理说通,于是起码在当年,一般人确实难以挑出她的瑕疵。但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她只是傻和脱离现实而已。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亲子父亲去世之后,母亲身上的粗子轻了。原本我们以为地的病情更严重,毕竟癌症在一般人心目中是绝症,没想到父亲反倒先她而去。或许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绝症,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哪怕无病无痛也只是活个几十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倒计时中。尽管自知时日不多,但母亲的心态很好,她坦然地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长吁短叹,更没有歇斯底里。她之所以没被绝望压垮,是因为她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和不重要。无论这是源于被洗脑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好,总之她相信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了某种崇高和共同的目标,因此死对她来说并不可怕,甚至也不可惜。她一辈子都在压柳自己:不敢流露个人的喜恶,认为那是一种偏颇;不尊重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最后,大约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终于把两个书柜都填满了。我买了几百本书,几乎都是文学类的。这些书我全部读了,或许只有几本没能读完。除了纸质书以外,我还在网上下载电子书,然后打印出来装订好读。当时我只读和文学相关的书籍:主要是小说,也有少量文学评论和理论,还有一些作家的访谈和传记等。和文学无关的书我都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年龄偏大,写作起步又晚,在文学方面几无积累,应该集中精力于一点。当时我对自己的阅读量非常焦虑,尤其是上网和别的写作者交流时,看到他们如数家珍地罗列自己对经典作品的见解和获得的启发,那种感觉就像我和他们一起跳伞,可跳出机舱后才发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二○二○年三月的某天,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触动,可能是因为整理和翻看电脑里的旧照片,也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触动,仅仅是脑子里莫名的一个闪念,我写下了一篇记叙自己三年前在D公司做夜班理货员经历的散文。写这篇文章我花了半天时间,下午动笔,晚上完成,全文四千多字,先是发在自己刚注册的一个公号上,只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读过。几天后我又把它贴到豆瓣网上,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令我感到震惊一它被大量网友转发、评论和打赏,连带使我的写作也受到对我来说空前的关注。 我算得上是豆瓣网的老用户,二O○六年就注册了账号,十几年来在豆瓣日记和评论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如今大多已设置隐藏),但读者寥寥,对此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这篇对我打工经历的记叙,单篇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就超过了我此前十年全部作品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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