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的多数行为并不是听从我们意愿的驱动，而是出于一种需要，去模仿我们自己，在未来中打上过去的烙印。我们为线条的连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是说真诚）。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以上列举的小说之间，在他的小说与托尔斯泰或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着可以存在于一幅画与一个全景之间的一切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它们没有影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面对两种选择：或复仇，或认错而道歉，西方人总认为后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胆小的表现……西方人有一种倾向，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当作性格之一。固然，他们总是避免自己出错，但一旦犯了错，最令他们恼火的便是该去认错。俄罗斯人正相反，他们时刻准备着忏悔自己的过错——即使面对自己的敌人——时刻准备着自责、自贬。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尼采的即时的和深刻的反应，是嫉妒，我恐怕必须这样说。如果不考虑到这一感情，人们可能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尼采嫉妒基督，甚至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有人说，他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一些噩梦。我认为这么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妨暂时接受它，还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样回答说，我们的梦其实比白日的行为更真实。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却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却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一个比西方还更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种彻底发展的个性，十分坚信自己有成为一种个性的存在权利，不再为自己担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说，只能服务于一个用途，只能为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好让所有的其他人都成为同样自由而又幸福的个性。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都要达到这一点。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的心灵有一种成层现象。他的人物往往受到双重诱惑力，被弄得无所适从，他们的心灵有三个层面，或三个区域：一、智力区，滋生最坏的诱惑；二、情感区，激情泛滥；三、深层区，那里是智力和激情触及不到的，可叫做复活区，即基督所说的“第二次诞生”。这三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没有特定的界限，三者互相渗透。中介区是激情区域，那里上演整个人类的戏剧，但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都无关宏旨，因为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用上述思想促使他的人物进入这个领域，在他看来深层区绝非灵魂的地狱，相反，是灵魂的天堂。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时不时隐约达到了真福的境界。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斯绥耶夫斯基在人类灵魂中简历了，或者简单地说发现了许多层类——一种层次的划分。我在他的小说人物中划分出三个类别或三个区域。首先是知识类的，对灵魂而言十分陌生，从中却激越出最恶劣的渴望。按照陀斯绥耶夫斯基，奸诈邪毒的魔鬼般的成分均寓居于此。现在我只说第二类，它便士爱欲类的，这是一个被激情的风暴劫掠一空的区域，但是，无论风暴肆掠中的时间多么悲怆，人物的心灵却不为之所动。因为有一个更深的，爱欲都不能交货进去的区域。拉斯科尔尼科夫所经历的的这一复活(我赋予这一词以托尔斯泰赋予的原意)，这一“第二次诞生”（借基督之语），是我们得以进入这一区域。这是梅什金生活的区域。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氏的“天使和魔鬼”不是传统宗教故事中的天使和魔鬼，亦非一般小说中的好人与坏人或善行与邪恶，而主要表现为相辅而行的智者与行者、贵人与贱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智者高傲，不善行动，作茧自缚；行者平庸，听任支配，勇于行动。智者乐意统治行者，但同时又被行者激怒，因为行者把智者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然而，思想与行动两者的关系中行动是关键。纪德多次借用布莱克的名言：“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批评“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因为只有从高傲变成谦卑的人才能接近永恒的生命。《福音书》中写道：“卑躬的人必升天。”陀氏著作始终摆脱不开这个观念：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纪德说，高傲和谦卑始终是陀氏人物行为的秘密动机。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虚假的伟大是愤世的、难以接近的：它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所以躲藏起来，或许至少也不正面出现，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勉强露面，以吓唬一下人们，它从来不暴露本相，也就是说，从来不显露其真正的渺小。如果说，我在这段话里面没有认出卢梭的面目，那么相反，当我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却联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的伟大是自由的、温和的、随便的、通俗的；它让人触摸，让人摆弄，即便被人从近处细看，它也不会有丝毫的损伤；人们越是了解它，就越是赞赏它。它出于好意向下层卑躬屈膝，然后又毫不费力地恢复自然状态；有时候，它放任自流，不修边幅，在优势中放松懈怠，但始终能够重新获得优势，并善于加以发挥…… 的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来没有过矫揉造作，也没有过装腔作势。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人；再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认为，一个高傲的人实在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还可以抓住的唯一东西是我对表姐的爱情，唯一还能给我的生活指引方向的东西是我要娶她的意愿。我肯定爱她，只有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甚至感到爱她甚于爱自己。我在向她求婚时，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她，而不是自己。我尤其被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所吸引，想把她带进这无限广阔的天地，而不顾虑它充满了危险。因为我相信没有我的热忱战胜不了的危险，任何谨慎都是怯懦，对危险的任何重视也是怯懦。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一种天生的忧郁使我抱定决心让批评家甚至让读者反感。这种脾气的变化无常，使我刚从一本书里解脱出来，又跳到自己的另一极端（也是出于平衡的需要），写一些恰恰让我前一本书所获得的读者最不喜欢的东西。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在这里，贫穷不再像富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意味着缺吃少穿。你感到它是实实在在的，咄咄逼人的，难解难分的。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触及最隐秘、最脆弱的地方，使生活精致的发条变形。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这两个家族截然不同，这两个法兰西省份也截然不同，它们全都对我施加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我常常以为，我会被迫从事艺术创作，因为只有通过艺术创作，才能使这些极不相同的因素协调起来：这些因素在我心里即使不相互打架，至少是相互对话。或许只有被遗传冲动推向单一方向的人，相反，那些杂交的品种，由于种种相互对立的要求在他们身上相互中和的同时，得以共处和壮大，所以我相信仲裁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于他们之中。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母亲始终持这样的意见：孩子应该顺从，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父亲则始终倾向于无论什么事，都要向我解释清楚。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把我这样的孩子比作希伯来民族，必须先绳之以法，而后方能宽恕。现在我认为，母亲所言乃真知灼见，但当时我与她处于对立状态，经常软磨硬抗，不断顶嘴。可是父亲呢，只要他一句话，叫我干啥就干啥。我觉得父亲更多的是顺从自己心灵的需要，而谈不上是遵循什么方法，因为他推荐让我开心或欣赏的东西，无一不是他自己喜欢和赞赏的。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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