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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一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一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0。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接着她用了这个类比,“我扫视了一圈教室里的学生,有多少女学生穿了裤子?大部分。有多少男学生穿裙子?一个都没有。” 正如一个男人穿裙子比一个女人穿裤子更能彰显态度和观点,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说话所传达出的态度和观点也比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说话更大胆、显眼。于是,有时候女性可能会故意加大力度:希拉里·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声音调整得“生硬刺耳”,那感觉仿佛是一位女性穿着板正的礼服、全素颜地参加一场正式活动。一个女人若想通过扭转性别印象来让别人关注自己,就必须比一个男人付出更多努力、转换得更彻底。P212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t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闪亮,光彩照人入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一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 Baddest 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 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个词,这首歌是少年说唱歌手丹妮尔·布雷戈利(Danielle 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 heaux”)。顺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无疑是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学会了巧妙地重新拼写单词的技巧。“heau...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入“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i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另有例子显示,词义转贬的过程使得某些女性相关的中性词变成了既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的侮辱性词语。以“buddy”(兄弟)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人了如今的贬义污水:儒弱可怜的男人,像个女人一样。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人“candy-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跟“sissy”类似的是“pussy'”(猫咪;阴部;懦夫),也是从一个女性相关的中性词逐渐演变成专门骂男人的脏话。虽然学者无法完全确定它的词源,但是一种理论认为它源自古挪威语,本意指布袋或者口袋。·《牛津英语大词典》中一个来自16世纪的词条给“pussy”的定义是,具有猫的特质(比如温柔友善和羞怯胆小)的女孩或女人。17世纪时,这个词同时比喻猫和阴道的用法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早期“Pussy”才被用在男人身上,那时的作家把这个词与温顺而没有攻击性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 经历词义转贬的男性相关词语却屈指可数,唯一显著的例子是“dick(屌)这个词。它最初只是人名“Richard”(理查德)的呢称,莎士比亚时期成为所有男性的统称(就像乔·什莫”);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我认为共情缺失也是造成打断女性发言、不回应女性、男性说教、称女性“歇斯底里”,以及目前已知的许多其他用语言凸显男性权力的行为频频出现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男性气质会阻碍男性与女性团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个男人无视或用暴力压制女性的声音时,他就是在按照社会标准行事,而且做得很好,充分履行了他性别角色的职责。而这种性别角色所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足挂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已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道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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