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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可以说,如西蒙娜•韦伊所言,《伊利亚特》——此乃人们所能找到的最纯粹的悲剧样式的典范——谈论的是世界的虚无和反复无常,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最终毫无意义,是死亡和非人类力量的令人恐惧的统治。如果俄底浦斯的命运被再现为、体验为悲剧,这并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的观众相信“不变价值”,恰恰是因为一场危机突然降临于这些价值。悲剧所展现的并不是“价值”的不变性,而是世界的不变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批评始于距离。外来的一种智慧,正因为是外来的,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成为本土智慧的一面透视镜。文化保守主义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是文化排外主义,因为外来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异国情调,还是一种不同的价值,会危及本土文化价值的绝对性和惟一性。换句话说,它唤醒一种批判意识,而保守主义却致力于创造一种无意识。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新感受力”的提出,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地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即搁置一切价值评判,或者说保持“价值中立”。而实质上,搁置一切价值评判,就意味着对一切价值评判同等对待。先锋派艺术、同性恋以及其他种种不见容于高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和行为,就这样合法地进入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并从最深处瓦解了等级秩序所依赖的基础。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上,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艺术作品的所作所为,是让我们看到或理解独一无二之物,而不是判断或概括。这种伴随着感官快感的理解行为是艺术作品唯一可取的目标,也是艺术作品惟一充足的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小说(与歌剧一起)是十九世纪典型的艺术形式,完美地表达了那个时代全然世俗的现实观念、精神方面的胸无大志、对“有趣”(就寻常意义而言,指的是非本质的、偶然的、无足轻重的、倏忽即逝的)的发现以及对E•M•齐奥兰所说的“更低状态的命运”的肯定。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每个艺术作品不仅需要被理解为一个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需要被理解为对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的某种处理方式。在最伟大的艺术中,人们总是意识到一些不可言说之物(“规范性”的规则),意识到表达与不可表达之物的在场之间的冲突。风格的技艺也是回避的技巧。艺术作品中最有力的因素,常常是其沉默。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从这些描述中,我归纳出艺术的特征,即艺术是意志的想象性场景或装饰)……伟大艺术作品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必然性感觉,并不是由该作品各部分的必然性或必要性所构成,而是由该作品的整体所构成……最伟大的作品似乎是被分泌出来的,而不是被构造出来的……正如瓦雷里所表述的:“作品的形式,是其可感特征的总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全神贯注于艺术作品,肯定会带来自我从世界疏离出来的体验。然而艺术作品自身也是一个生气盎然、充满魔力、堪称典范的物品,它使我们以某种更开阔、更丰富的方式重返世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需要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如果对内容的过度强调引起了阐释的自大,那幺对形式的更广泛、更透彻的描述将消除这种自大。其次,需要一套为形式配备的词汇——一套描述性的词汇,而不是规范性的词汇。最好的批评,而且是不落常套的批评,便是这一类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逃避阐释似乎尤其是现代绘画的一个特征。抽象绘画试图避免通常所谓的内容;因为没有内容,就无所谓阐释。在这一点上,波普艺术以相反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如此明显、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内容,以至到头来也不可被阐释。……当代诗歌趣味中最近的那场革命——那场贬黜了艾略特、擡举了庞德的革命——代表着诗歌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内容的偏离,代表着对使现代诗歌深受阐释家热情之害的那些东西的厌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大量的有关灭绝犹太人的事实被记录在案,历史创痛的呼号亦被笔之于书。不用说,无法以严格的法律的方式来进行公正的审判。这场审判所起的作用像是悲剧所起的那种作用:在审判和惩罚之外进行的情感宣泄。......霍赫胡特说,正因为有些德国人做出了选择,我们才有权力指责因不可宽恕的怯弱而拒绝作出选择、拒绝仗义执言的其他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一位在自己最好的作品中把陈腐之词奉若神明的剧作家,就戏剧问题编纂了一本充满陈腐之词的书,倒是颇为相宜。...人们怎样来理解一种如此玄虚同时又如此平庸的观点呢?似乎还嫌不够似的,尤内斯库在文集中又塞满了纯属多余的自辩之词以及令人起腻的自负之语。...尤内斯库注意到,任何悲剧只要节奏被加快,就变成了喜剧,于是就致力于具有强烈喜剧色彩的戏剧。...他的戏剧领域是“家”的平庸性和压抑性。...尤内斯库试图说明,在循规蹈矩的生活形式下面,潜藏着疯狂,即个性的泯灭。...尤内斯库偶然获得的一个有原创性的艺术见解,是发现了平庸的诗意。...与布莱希特、热内和贝克特比起来,尤内斯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次一等的剧作家。他的作品缺乏与他们的作品相同的分量,相同的活力,相同的高贵感和紧凑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关于何为高雅、何为粗野的不言自明的标准——唯独小说除外。它可以容纳任何层次的语言、任何情节、任何想法、任何信息。当然,也正式这一点,使小说最终难以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迟早会有一天,不要再指望那些有辨识力的读者还会对那些把若干私人生活展示给他们看的慢条斯理的“故事”感兴趣(他们发现电影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更为自如,更为生动)。当音乐、雕塑艺术和诗歌依靠其对艺术进步论的热情献身和对新风格、新材料的狂热要求,千辛万难地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不合时宜的教条中挣脱出来时,小说却证明自己无力吸收以其名义盛行于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真诚品格和精神追求。它降格而为一种深深地(如果不说无可挽回地)为中庸之道所拖累的艺术形式。......小说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和不再固守一套老掉牙的美学理论,无疑将导致大量的既乏味又做作的作品;人们或许非常盼望那种古老的非自我意识能够重新回来。然而,必须付出代价才行。...因为直到我们拥有了一个连贯的严肃“现代”小说传统,那些大胆探索的小说家才不会再真空中工作。......萨洛特反对现实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现实并不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生活并不是如此栩栩如生的。大多数小说中的逼真性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对号入座的现实感,是令人怀疑的,也应该被怀疑。...她对传统小说中一些因素的反对,我完全赞同。...我不能忍受那种无所不知的作者向我展示生活是怎幺一回事,赚取我的同情和眼泪,不能忍受他的肆无忌惮的热嘲热讽,他的那种对他的人物无所不知的神秘的神气,不能忍受他试图让我感到我自己也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我不再信任那些使我的求知欲获得完全满足的小说。...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使这本书变得越来越长的原因,是哲学家萨特情不自禁地(不管他如何恭敬)想显得比诗人热内更高明。...此外,哲学的困境也能说明该书何以如此冗长——以及何以如此沉闷。萨特明白,一切思想都倾向于普遍化。而萨特想做得具体。他阐发热内,并不只是想活动活动自己不知疲倦的智能而已。但他做不到具体。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根本上说就不可能。他抓不住真实的热内;他老是溜回到“弃婴”、“小偷”、“同性恋者”、“自由而明智的个人”、“作家”这些范畴。萨特大概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使他烦恼不已。《圣热内》冗长的篇幅、无情的语调,其实是智力痛苦的产物。这痛苦来自于这位哲学家执意赋予行为以意义。自由,这个存在主义的核心观念,在《圣热内》里,甚至比在《存在于虚无》里,更清晰地显示为一种指派意义的强迫行为,一种对世界的自在状态的拒绝。......“萨德侯爵梦想着以他的精液来浇灭埃特纳火山上的火,”萨特说,“热内颇有尊严感的疯狂比这走得更远:他替宇宙手淫。”替宇宙手淫,这或许是一切哲学、一切抽象思想关切的东西:此乃一种强烈的、不那幺大众化的快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法国的大作家们独一无二地一直致力于不动声色地表现私密情感,尤其是那些与性和野心有关的情感。以诚实的名义,并以自传体和小说体的形式,法国作家们一直在冷静地发掘自己的色情癖好,并琢磨着不动声色的写作技巧。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对诚实的执着——即不掺进感情的表达——赋予了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大多数作品一种朴质色彩,甚至是某种古典风格。...法国文学中所有其他的忏悔类作品都源自于自爱,并怀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即为自己辩护或开脱。来里斯厌恶自己,既不会为自己辩护,也不会为自己开脱。《男子气概》是一部名为自传、实为伤风败俗的书——是怯弱、病态、被损毁的性情的一连串自我暴露。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加缪的小说是图解性的、哲理性的。它并不十分关注于它的人物,如它关于无知与罪孽、责任感与虚无主义的冷漠这些问题一样。...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不幸的是,艺术中的道德美,是极其容易消失的。...充当公共良知的作家需要非同一般的神经和敏锐的直觉。过了不久,这些直觉能力势必衰退。以外,他也必须在情感上坚韧一些。加缪没有那幺坚韧,不像萨特那幺坚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以外——只不过零碎地——因为他们的“观点”。...热爱生活的人,没有谁希望去模仿她(指西蒙娜.韦伊)对磨难的献身精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所爱的任何人去模仿。但只要我们既热爱严肃性,又热爱生活,那我们就会为严肃性所感动,为他所滋养。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神秘——而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识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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