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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跟那次没有告诉你他在乡下策划的事是一个道理:怕你阻止他。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难道不是吗?事实上,激怒你,惹你生气,也是他的风格。当然,更是他的策略。如果他没有惹你生气,你也不可能惹他生气。这样,他就没有借口离你而去。否则,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只有吵一架,然后突然离开,才合乎情理,既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撒谎。”“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同样会把你激怒的。在惹人生气的艺术方面,他堪称大师。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开始筹划这出戏呢?在有些事情上,他的耐性好得出人意料。”“他不信任我。”“不,他在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知者不言。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那么,不说出真情,对我们并不困难。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有说出去的可能性。另外,他在投入一种结局可能很坏的行动之前,会遵循另一条规则:断绝与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一切联系。他一般会采用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来断绝这种联系。他认为,一个被他谩骂和侮辱过的人,当听到他锒铛入狱或被杀死的消息时,内心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请相信我,他要做到这点很难。事实上,他昨天晚上一定感到很难受。忘了关抽屉和戴假发就是证明。唉!但愿他的脑袋里不要冒出什么特别胆大妄为的行动计划,不要产生新的铤而走险的想法。他可能会用这些计划与想法来弥补他的绝望与沮丧。但是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现在连那些侨民也拒绝了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证明自己能单枪匹马做任何事情。他绝不会改变主意。”“既然这样,该怎么办呢?尼古拉斯。”“没事,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他能回来。”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刚过半夜,大约有五十辆配有重机枪的坦克就开进了首都,它们大多朝工业学院的方向驶去。那儿会集了许多学生,是动乱的中心。坦克冲开学校大门,开始射击,打死了几十人。其中就有在索尼翁角递给你两块梯恩梯、穿方格衬衫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唱着你的颂歌死去的。但谁也没有向他说一声感谢的话,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些无名小卒的。“我现在怎么回去?该怎么办呢?”你像一头掉进陷阱、在网中挣扎的老虎一样怒不可遏,迈着大步、踉踉跄跄在尼古拉斯的房间走来走去。要是我求你——冷静点,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人也必须去面对命运的突然转折——你就会把心中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我身上。“都是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是你想出去美国旅行的主意,让我白白浪费了时间!是你用那个臭领事馆、那些连成为自己的勇气都没有的法西斯伪君子让我分了心!是你把我带到那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兔子那里去!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就已经在雅典了!我原先本可以用我的护照回到那儿去,现在即使有护照,我也回不去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你的眼中充满了无助、绝望的泪水。尼古拉斯带着晚报走了进来。他说,工业学院的人群在拂晓时已经被驱散,政府承认有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人们把这件事称为大屠杀。萨洛尼卡、帕特雷,以及梅加拉地区的农民骚乱已遭镇压,但雅典仍是骚乱的中心,所以坦克仍停留在议会大厦的前面,宵禁提前从下午四点开始。当然,最重要的消息还是来自帕帕多普洛斯发表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宣布重新实行早在八月就被取消了的军事管制,决心恢复“被少数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不择手段的政客扰乱了的秩序”。“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是。”“是广播讲话,而不是通过电视?”“对。”顷刻之间,掉进陷阱的老虎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你看着我,目光中没有任何责备的影子。“这么说来,是有人把枪对准帕帕多普洛斯的太阳穴,逼他这么说的,逼他的人是约安尼迪斯。现在,帕帕多普洛斯是被约安尼...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那里也有恐怖的利维坦,一头巨大的怪兽,美国,这个自称民主楷模的国家和那些右的或左的暴政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也是一个强权国家,傲慢、冷酷,其基础建立在摩尼教的戒律、残缺的规章、无情的利益之上。它恐惧乃至仇恨那些不能代表某个集团的人物,恐惧乃至仇恨那些在电脑上无法归类、不循规蹈矩、不信奉某种宗教的个体。即那些所谓独来独往、散兵游勇式的坏人。散兵游勇式的坏人不得出境和入境,他既不能得到离开那个暴政国家的护照,又拿不到获准进入这个自称是民主楷模之巨兽的签证。原因很简单,他单枪匹马,形单影只,因为他身后没有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做支撑,所以也没有一个政权来给他做担保。有趣的是,那些离开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却不是散兵游勇式的坏人。隐藏在他们后面的是某种统计理论的学说和有关敌对阵营的教义。对利维坦来说,为他们买单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是可供交换的货物,是平衡世界的货币。我给你一个科尔巴兰,你给我一个布科夫斯基。我把间谍X或Y交给你,你让我有某个索尔仁尼琴。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关心拯救他本人,而是因为我可以利用他的头脑来证明你有多么坏,他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谁会在一个堂吉诃德的身上下注呢?谁会去资助一个对任何政权都没有用,对任何阵营都不买账,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呢?谁会去支持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坐表弟开的出租车去安放炸弹,只凭自己的道德准则、想象力和疯狂梦想行事的家伙呢?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治团体愿意为他操心,为他提供担保呢?难道他会调和那些统计资料吗?能被当作可交换的货物、平衡世界的砝码来使用吗?你清楚,因为无交易对象,那个利维坦就必须与他本人交涉。但利维坦是不和任何个体,尤其是那些没有档案资料的个体交涉的。它只和其他国家、其他教义、其他宗教交涉,偶尔也和国中之国的某些党派交涉。要是它们是反对党,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你连共产党员都不是,那美国是不会接受你的。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社会主...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你至少应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呀!”“不。”“到外面去,运动运动!”“不。”“你不想要一本书读一读吗?”“不。”“但你想在这黑洞洞的屋子里干什么呢?”“我在工作。”“什么工作?”“我在想问题。”“你没有想问题,而在睡觉!”“你说得不对。”最后,我的不安变成了无所谓。我从你身边走开,心想:我可不能把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用在分析你的变态心理和怪诞行为上。再说了,我还有急于要做的工作。我正在写一本由于去雅典而被中断的书。我不接受慵懒能激发灵感的观点。但有时我也很担心,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可怕的迹象,比如,你从记忆的海洋打捞上来的那些诗,几乎全是关于死亡的。仿佛这还不够,还有那首让你着魔的歌,一首既欢快又哀伤的歌,副歌伤感得如泣如诉。你听着它,从来不觉得疲倦。你噘着嘴,脸上的表情既嘲讽又痛苦。当我问你为何如此喜欢它时,你回答说:“因为歌里有我无法忘掉的歌词。”“什么歌词?”“生命短暂,转瞬即逝。”另外,即使你和利罗的默契也是一种死亡的契约。那天,你把它放出去,它差点就被轧死。于是,我更加确信这一点。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出去?!我拴它,并不是为了折磨它!难道你没有发现它仇恨汽车吗?难道不知道只要放了它,它就会朝汽车扑去,向汽车乱咬吗?”你的回答是:“如果它愿意被汽车轧,并且被轧死,那是它的权利。你不能取消它的这种权利。爱不是给希望战斗并准备为之牺牲的人套上锁链。爱是让他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死。这是你无法理解的另一个道理。”然后,你转过身,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朝塔楼走去,在那儿一直待到深夜,在寂静中听蟋蟀的鸣叫,如同一个陶醉在自我沉思中的神秘之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是的,他很像罗萨,尽管罗萨的头发是黄色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他们都喜欢空想,易激动,缺乏耐心,同样勇敢,同样纯朴。”......这位尊贵的老人却一直在谈论乌托邦、现实主义和他的怀疑。比如,当我们想搞清楚像你和费尔南多·德·罗萨这样的人有道理,还是像他这样按常识与理智行事的人有道理时,这种怀疑就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当理智侵蚀了意志的乐观,当我们意识到人们和人们的理想不吻合,人民和人民的理想不相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一致,当我们发现头脑清楚就意味着悲观时,这种怀疑就会折磨我们。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一个命中注定要成为另类,因而必然和他的时代格格不入的男人,其悲剧在于有人对他的那种无意识的残忍。这些人误以为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其实不是,并且经常向他提出大量的建议、批评、警告和有思想深度的问题,这让他痛苦不堪。事实上,审察他的人看不见他的本质特征,仅仅通过似是而非的方式来看他,并出于势利、恶意或懒惰来勾勒他的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使你感到最残忍的,莫过于你刚到罗马几个小时那些向你蜂拥而来的人,他们扑过来又是亲吻,又是拥抱,表示热烈的欢迎。奇怪的是,对你来说,他们通常是些根本不重要的人。他们来找你,仅仅因为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认识你这件事。......一个由于让所有人不舒服,对任何人都无用,命中注定要孑然一身的男人,其悲剧最终在于,当他脱离自然环境(此环境视政治为梦想)而进入不自然环境(此环境把政治理解成一种职业或宗教派系)时,他必须要去面对的那种孤独处境。......你遇到的是这样一些人:只追求个人名利的虚荣者,只关心在议会取得席位、为自己谋私利的野心家,只知道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的生意人,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遗老们;他们中最好的,也不过是那些置身在教条的高端、爱发牢骚的巫医们;另外还有肆无忌惮的冒险家,嗜血成性的狂妄分子,革命词句总挂在嘴边的骗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一个命中注定要成为诗人和英雄,因而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其悲剧在于甚至连爱他的人也不理解他。他们总想改变他的命运与角色,比如试图用温柔的体贴,舒适的诱惑,以及在理所应当的休息中对胜利的幻想来安慰他,拯救他。事实上,爱他的人并不希望把他交给死亡,恰好相反,他想挽救他的生命。为了稍微延长一点他在人世间的时间,爱他的人会不惜动用武器,施展伎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其他人比我更理解你了,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希望把你从你的命运与角色中拯救出来了。尤其是我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明白,接受挑战就是你的面包,不断冒险就是你的饮料。没有这种面包和饮料,你就会像缺乏阳光和水的树木一样,日渐枯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真正的炸弹是思想,任何蠢货都能扣动扳机,点燃导火线,让两个人毙命,甚至杀死一个暴君。我无比惊讶地看着你。你是何时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的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得出了这个与你的性格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呢?难道是那两个人的死亡?是你遭到了你那人数少得可怜的军队的反对?或者是这些事件埋下的种子在你的内心深处突然萌发什么东西了?如果你真的能够开始思索,真的能够形成直觉,那些直到今天你都只能通过简短的句子或诗来表达的直觉,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胜利啊!如果你真的能够成功地面对事实,那该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恩赐啊!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在想:我绝不会原谅你的这次举动。事实上,我一回到林中的那个住所就开始收拾我的东西,给你留下一封信,说明我拒绝维持这种关系的原因。我在信中写道:我不是那个织着布等尤利西斯回来的珀涅罗珀,我自己就是尤利西斯,我一直都像尤利西斯一样生活着。只是为了你,我才背叛了我的天性,成了桑丘·潘沙。但你不应该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不管怎么说,桑丘·潘沙跟随堂吉诃德,至少能得到他的信任,绝不会把他作为一包行李扔在火车上。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然而,你后来对我说,当时你情绪低落。夜色降临时,一种恐怖的睡意笼罩了你。你倒下呼呼大睡,梦见正占有一个女人。自从到艾吉纳岛那晚之后,你大概做过四次这样的梦,每次都梦得很短,因为你害怕来不及行男女合欢之事,害怕在高潮到来之前就把你带到行刑队面前,这已经成了你的一种心结。但这次却相反,梦的时间很长。好像你拥有无穷的时间,慢慢地进入这个女人的身体,伴着大海平静、柔和的波涛,大海以爱抚的浪花拍打海岸,浪花缓缓退去,返回之前不慌不忙地停留,然后又慢悠悠地再次拍打岸沿。推迟那个爆发的时刻是甜美的,那时刻,为了释放咆哮的海水,大海翻腾,波涛汹涌,延长等待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到来是美妙的。此刻它正在来临,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最后海浪袭来,溅起灿烂的浪花。现在海浪愈来愈高,向你涌来,即将把你裹挟而去……“醒醒,阿莱克斯,醒醒!我来了,我们来了!”未来的演员伸出两只手,使劲推你,指着同伴对你眨眼睛,示意赶快动手。你对他怒目而视:“傻瓜,你没有让我把梦做完!”接着又是一阵大骂:“你没有让我把梦做完,你毁了我的梦。”你一边骂,一边把他赶了出去,并把饭盒朝他扔去。他哭着离开了,嘴里不停地说:“疯子,简直是个疯子。他们给你穿上紧身衣完全有道理。”之后,他不想再到你的牢房里来执勤了,请求扎卡拉基斯给他换个工作。你也再没有见到过他。此事你没有在意,现在你对这坟墓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已经觉得你的行军床并不是完全的不舒服,并不觉得你的牢房太小太小。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但是就像假手枪的闹剧一样,这件事也有助于减缓你的苦闷和空虚感。学习和读书并不能填补这种空虚感,有时甚至会使这种空虚感有增无减。你说,事实上正是在监狱中学习和读书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的智力在明显衰退。开始时,你以为已经学会了一个动词,可半个小时后,你又发现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只好重新开始,反复诵读:“我走,你走,他走,我们走,你走,他们走。”但眼皮愈来愈沉重,你躺在行军床上,想打个盹。结果一睡就是整个下午。醒来时,头昏脑涨,整个人感到晕乎乎的。与其说是个人,还不如说更像棵白菜。你并没有放弃越狱的念头。直到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习惯使你适应了墓穴的生活,你才把你的毅力转化成了诗兴。在这之前,你一直心存幻想,以为能够成功逃出去。但是你愈来愈没有信心,愈来愈对越狱感到无所谓,或者只是把闹着玩当成目的。这一点,用一次逃跑的尝试便可证明。这次尝试显然由于扎根你内心的那种自暴自弃无疾而终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至于绝食的次数,到后来连你都记不清了。你跟我谈起这件事,列出了详细的清单,你只记得最长的那几次:持续十五天的绝食七次,持续二十五天的绝食四次,持续三十天的绝食两次,持续三十七天的绝食一次,持续四十天的绝食一次,持续四十四天的绝食一次,持续四十七天的绝食一次。后面的几次绝食,你只靠水、加糖的咖啡和藏在床下的一块巧克力来维持生命。...他们刚把管子插进你的鼻腔,你就在想:算了,不再绝食了!可是后来你又开始绝食。显然,你绝食是为了磨炼自己。有时,你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一种仪式的单调重复。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首先,你通过我写的书和有时刊登在雅典报纸上的文章,开始知道我。结果你了解了我的母语,以每天二十个生字和两个不规则动词的速度来学习它,以便我们一旦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你需要这种特殊记忆的努力,以便克服由于孤独而导致的精神的惰性,克服那种会扼杀你思想专注的可怕的迷茫,否则,你会纠缠于某一种回忆,或让自己耽于无用的幻想。其次,正如我们将会了解的一样,在这几年中,你写出了你最美的诗句。但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屈服过,从没有改变过你拒绝妥协的英雄本色。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接下来,所有的人都把你围住,朋友、亲戚、记者,他们抚摸你,拥抱你,呼喊你的名字,使你不再为你的牢房惋惜。事实上,顷刻之间,你就不再怀念它了,你感到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尽管你有一种想哭泣的强烈冲动。但你没有哭出来,你想说几句话,说几句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话。只是,你愈想弄明白要说什么,你就愈想哭,愈无法克制住想哭的冲动,你感到喉咙梗阻,顷刻间就泪水盈眶。因为你看到深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迷惘此刻已转化成了一种明确的预感,一种警觉:自由对你来说将意味着另一种痛苦,另一种折磨。这就是第二天我终于与之相见的那个男人。我们的相见就像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对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在一起一样。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一道深渊横亘在你面前,它是那么宽,那么深,那么空,你一看见它就觉得恶心,真想吐。这深渊就是空间,广阔无垠的空间。在墓穴中,你已经忘记什么是空间,广阔无垠的空间了。它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它像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墙来围住它,没有天花板来遮挡它,没有门把它关在外面,没有锁,没有门闩!像一片神秘、阴森的海洋环绕在你周围,展开在你面前。唯一的基准点是大地,那偶有草丛或树林点缀其中的大地,下有沟壑,上有山冈的大地。它阴森恐怖,充满梦魇。但更糟的是天空。在墓穴里面,你也忘记了什么是天空。它是虚空中的虚空,眩晕中的眩晕。它是如此的蓝,不,是如此的黄,如此的白,是如此的邪恶。它甚于硫酸和火焰,灼伤你的瞳孔。你闭上眼睛,以免强光使你双目失明。你伸出双臂,为的是不致眩晕摔倒。你立刻想起那间曾经关过你的牢房来,伴着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过去的怀念,一种想回到那儿的强烈冲动,你想在它的黑暗中,在那狭小、安全的子宫中得到庇护。你想说:“那是我的牢房,把我的牢房还给我。”拎着装满词典和锉刀的提包的那个军官看出了你的心思,走上前来,拍拍你的肩膀:“勇敢些。”你又重新睁开眼皮,眨了眨眼睛,你迈开腿,一步,一步,又一步。然后又停下来。那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光线下走路,不像在监狱的小路上行走,当时有两名看守在两旁搀扶你。现在的你就如同在悬崖的边缘摸索一般。甚至笔直往前走都感到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墙壁,没有障碍物,你不知道哪里是直路,哪里是弯路,哪里是前,哪里是后,你只清楚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能感觉到那令人目眩的阳光。但是当厌恶、不安、恐惧在不断增加时,当一切都在扩展、旋转、翻腾,使你重复“那是我的牢房,把我的牢房还给我”时,慢慢地,你恢复了正常,并且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前方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和移动的斑点,一些奇怪的东西波动着、晃动着朝你涌...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你怀疑时,你感到很平静;当你相信确有其事时,内心又分裂成两半。人还是一个人,可这个人却由慷慨和自私、勇敢和软弱、始终如一和反复无常构成。如果说一半的你不希望它发生的话,那么,另一半的你却发疯地渴盼着它的发生。你还年轻,感谢上帝,你还活着,你再也无法忍受继续待在这个坟墓里了!在坟墓里,你从来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天空,接触不到一个女人,不能拥抱她,爱抚她,不能对她说,我爱你;在坟墓里,你总是孤独,孤独,孤独,只能在一个长一米八、宽九十厘米的地方挪动,等于没有死就被埋葬了!外面是生活。空间,生活。阳光,生活。人,生活。爱情,生活。明天,生活。做个英雄真难。那是何等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愚不可及,徒劳无益啊!有谁为你是个英雄感谢过你吗?他们会为你立起纪念碑,以你的名字来为街道和广场命名吗?即使他们这么做了,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纪念碑、街道、广场会弥补你失去的青春,没有生活过的生命?不,够了,这是在亵渎生命。仅仅为了人们的感谢,你就不是在尽自己的义务。你这样做是出于原则,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尊严。有谁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左的和右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尊严,不图任何感激的回报而被投进监狱,关在单人的囚室,被活埋吗?这些人的名字过去人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也永远不会被了解。他们是无名志士,没有被赞美的英雄,他们也渴望太阳,渴望天空,渴望爱情,渴望伴侣,饱受空间逼仄、缺乏光线之苦,同样遭到某个扎卡拉基斯的惩罚与折磨,他们的鞋子、香烟、书籍、报纸、笔、纸、诗歌被没收,被迫穿上紧身衣,耳朵里常听到的是:“他疯了!他疯了!”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疯子。这些疯子是人中豪杰,几乎总是身陷囹圄。只有那些见风使舵、善于妥协、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变节出卖、乐意做奴才的人才不会尝到铁窗的滋味。得了,也许你正在放弃?难道只要能在草坪上或海滩上奔跑,拥有一个女人,和她躺在床上耳鬓厮磨就...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习惯是可耻的顽疾,因为它使人们欣然接受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和自己厌恶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学会对镣铐的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默认痛苦的遭遇,使人们对悲伤、孤独和其他的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习惯是一种最有害的毒剂,因为它悄无声息、缓慢地进入我们的肌体,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当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我们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与之适应,我们生活的每一种行为都受到它的限制,已经无药可治。那天晚上,你放弃再次逃跑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之前,你决不相信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再想念宽阔的空间,绿色的草坪,蓝色的天空和人群。夏天,阳光透过警卫室的屋顶,在地面形成一道耀眼的光斑,光线使你讨厌,你闭上眼睛,蜷缩在牢房最暗的一个角落里,像一只从不出洞的田鼠,在那儿一直待到太阳落山。即使扎卡拉基斯下令给你打开一扇窗户,让你白天可以看蓝天,晚上可以看星星,你也会用一张报纸把它遮上。然而,尽管你已经习惯了黑暗、狭小的空间和单调的生活,但你身上的某种东西并未灭绝:你做梦的能力、幻想的能力以及把痛苦、恼怒、思绪转化成诗句的能力依然存在。你的身体愈随遇而安,愈萎缩慵懒,你的头脑就愈反抗,你的想象就愈自由,就愈能写出动人的诗行。你总是写诗,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写,但只是到了这段时间,你创作的天赋才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你写了几十首诗,几乎每天一首。不要为我哭泣你知道我即将永恒地离去对此你无能为力那就请你照看那朵花吧那朵正在凋谢的花我想对你说请浇灌它或者:我如此热爱光明愿意把一支蜡烛点亮但我浪费了它那暗淡微弱的光芒还没有分享到它的喜悦我就绝望地意识到它使别的地方漆黑一团,阴森弥漫因为我所拥有的每一束光都让我的身体成为阴影使我的道路充满黑暗还有:我不明白,上帝请再说一遍,求求你你是要我感谢你还是让我宽恕你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勇敢的壮举、个人的英雄主义绝不会影响社会的现实。它们表现的仅仅是个人主义、人的自负,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们只局限在特殊的环境之中。遗憾的是,希腊人很擅长此道,关于这个问题,伯特兰·罗素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罗素认为,希腊城邦的公民受原始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显得很勇敢,但不智慧。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取得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整个城邦并没有裨益,归根结底,此乃他们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当然,即使不援引罗素的话,我们也能明白,出类拔萃的榜样并不能有效地动员民众。相反,这种榜样会使他们胆怯,因为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壮举面前,他们会有一种遭排斥、受威胁的感觉,会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结。所以,英雄的牺牲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利己主义?”你勃然提问,像一记耳光一样响亮。“不错,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孤芳自赏?确实是一种错误行为。”“孤芳自赏?错误行为?”这次的发问像是在鞭挞。“是的,阿莱克斯,就是错误行为。你又在犯和五年前相同的错误。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扮演个人主义英雄,单枪匹马刺杀暴君,并不能推翻独裁制度。只有发动民众反抗,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才能达到消灭独裁的目的。否则,死了一个旧的暴君,又会产生一个新的暴君,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我发觉你使劲地咬着烟斗。“这么说,我过去什么用处都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用处。”“我不是这个意思,阿莱克斯,我是在讨论思想的一个基础问题,我是从某个思想观点的角度理性地分析问题。但必须承认,英雄身上有太多的虚荣心!”“虚荣心?!”你跳了起来,接着就听见他在喘气,你抓住他的领带,勒着他的脖子。“听着,你这个大言不惭的家伙!胆小鬼总是用思想方面的理由来做掩护!缺乏信念的人总是躲藏在理性之幕的背后!空谈家,当我在铁床上受酷刑,站在行刑队前面等待枪决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在写书教育人民吗?在组织公元2333年的民众反抗吗?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滚开!”然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特意把它们交给你,是为了向你证明,爱情是友谊,是患难与共。爱情是一种陪伴,由于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责任,你能与你的爱人共享一张床。我可不想要一个只能给我幸福的女人。世界上有许多能使你幸福的女人,如果幸福就是你要寻找的东西的话。要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我有过很多的女人,这五年的监狱生活算是一个间歇。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伴侣。我想找到一个伴侣,一个将会成为我同志、朋友、战友和兄弟的伴侣。我是一个战斗的男人。我将永远是这样的男人,无论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都是,甚至是到了天堂都是如此。我不能接受别的生的方式和死的方式。这个星球上有多少人?三十五亿?好,如果三十四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也就是说全世界除一个人之外都不战斗了,我也仍将战斗下去。这跟梯恩梯没有关系,在一个战斗着的男人的一生中,梯恩梯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再说了,我不喜欢梯恩梯。我不喜欢暴力,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我永远不会像有些人一样,以他们国家的名义,或以某种该死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去炸毁一辆载满儿童的汽车。我不相信战争,不迷信流血的革命。我坚信,它们只能起到更换主子的作用。我讨厌枪声和爆炸声。我告诉你吧,我喜欢加富尔式的人,而不喜欢加里波第们。但当自由受到威胁时,那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当……”那声音,那眼神,就仿佛那声音、那眼神中有一个魔鬼。这是一种冷酷而又清醒的、无法抑制的欲望,是那种让某人感到困惑、使其心神不宁的欲望。受这种欲望驱使的人,他可以以他信仰的名义干出任何荒唐的事情,他可以摧毁自己与别人的生活,牺牲自己与别人的感情,葬送自己与别人的才智。不过,你的话中却包含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爱的表白,它们抵得上床上的一千次拥抱,销魂的一千个良宵,珍贵的一千朵茉莉,等于一千句“现在我爱你,今后也永远爱你”。头天夜里我梦见的那只恐龙,那只一边咆哮,一边践踏大树犹如踩扁小草的洪荒时期的恐龙,其实并不是什么恐...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再过一会儿,你将冲出汽车,扑到他身上,招来杀身之祸。“帮帮我!”我对司机大喊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突然转身,挡住你,把你往后推:“你疯了?我的朋友。”我感到身上有一种重压,知道你晕过去了,知道幸福已经结束了。失去幸福往往能使我们头脑清醒,使我们从一种昏昏欲睡、不能进行思索,也无法进行判断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现在我明白了:爱你将会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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