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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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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老板带队和职业经理人带队的区别：比如我在C便利店时，只要把分内事做好，剩余的时间闲着就闲着，店长不会说什么，甚至店长自己也闲着；可是假如由老板亲自带队，她看见员工闲着，就会觉得自己吃亏，无论如何都想让员工动起来。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天我揿响的是一户101房的门铃。那个单元有六层，每层两户，从单元门进去几步远，左边就是101房。我清楚地听到急促的铃声同时在对讲机里和101房里响起，然后有一个男声问我是谁。虽然我们之间隔了两层门，但他离我实际上只有几米远。在我回答了他之后，他就开始为我开门了。在他的可视对讲机上，有一个开门的按键，这个按键显然是机械式的，因为当他摁下去的时候，我能听到响亮的“啪叽”一声。这里的门禁开关普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经常要反复摁多次才能把门打开。也有些屋主大概厌倦了和这些按键周旋，会亲自跑下楼来给我开门。可是这次我遇到的这位屋主，显然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在原则上决不轻易让步的人。他很清楚这个按键时灵时不灵，因此他没有奢望事情会一蹴而就。他一上来就疾风骤雨般地连击按键，于是对讲机里传出一阵连绵而密集的“啪叽”“啪叽”声，好像有一群小鸭子边拍打着翅膀边扑向水里。由于他在不懈地努力着，我只好尽力地对着镜头绽放出包含着鼓励和期待的微笑。这样，当这位藏身幕后的爵士鼓手边打着鼓点边看向屏幕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无疑是值得的，有人正被自己的努力所感染，一心一意地准备着迎接那个高潮的到来——也就是门被打开。于是他似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你那个体检报告只要多给50块钱，隔天就能取到，不用等三天。”我说：“我也问过能不能加快，但护士没告诉我啊。”小哥说：“他们就是为了多收钱才故意拖时间，你要主动给，问是没有用的，她不会说，因为收这个钱不合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促进思考，然后增加认识。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农民出身，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幼稚和迟钝；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对地下室的印象是阴凉、幽暗、衣服难干、自来水很冷，不看表完全不知道时间、早上用厕所要排队……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相比起11月，12月的工作其实更艰苦。一方面，12月的白昼变得很短，早上七点过了天才开始亮，下午五点不到太阳又下山了，这令人感觉时间稍纵即逝，因此容易变得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三轮车里的电瓶到了冬天，充满电也只能跑夏天时三分之一的路程。这就像一枚定时炸弹，随时会令我们瘫痪在地。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快天黑时，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商品种类不多，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要去上班，我就没时间创作了，这令我的朋友很不满。他们说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这么说似乎也没错，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难不受到奴役——要么受这个的，要么受那个的——无论工不工作。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搖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或许因为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促销正式开始后，我感觉并没有原来预料的那么累。最初的三四天，我们的货量翻了近三倍，接下来的几天保持在平常的两倍左右。当然，当货量翻倍的时候，我并不需要花费翻倍的时间，毕竟我的工作区域没有随之扩大，只不过快件的密度增加了。举例来说，我在京通罗斯福广场里送出10个快件和送出3个快件，所花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早上我们把到货卸下来后，原本就逼仄的站点就像只盛满水的盒子，快件几乎漫到我的腰部，并且向门外淌出。我早上六点半吃了早餐开始干活儿，到晚上九点多才吃第二顿，但并没有感觉到饿。可能在本应感到饿的时候，由于过度地集中精神在工作上，我没有留意到身体的状况，而当时间点过去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我的身体会自觉地调整内分泌水平，就像逆来顺受的劳工在发现雇主并不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后，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辞职以后，我在家里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养身体，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长长的假期。有一则地狱笑话说，如果你自杀成功，人们会说“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真是可怜”，但你说你想休息一年，人们就会觉得你疯了。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察觉到了床在中间的好处：可以从任何方向爬到床上，也可以从任何角度下床而不吵醒姐姐。我渐渐发觉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床并非一定要靠着墙才行，也许它不仅可以摆在屋子的正中间，还可以斜着摆，或者干脆挨着门口，一进门就睡觉，再或者，床可以带在身上，那样的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睡就能睡了。重要的不是睡在哪里、怎么睡，而是可以入睡，这才是睡觉此事的重点。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如果说日常工作只是在一种重复劳动中对职责的划分感到困惑的话，观看《切尔诺贝利》时，我对于这种责任制度的反逻辑有了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体会。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不是对自己真正在做的工作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你可以判定风险和后果，但没有规避的权利。每当你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担忧/建议/解决办法，大概率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好笑的是，一旦担忧成真，责任就变成了你的，因为你是执行这件事的人。如果遇到糟糕的上级，那真的比踏入不适合的行业还要糟糕。这种隐忍、反抗、妥协，会把人的身体和精神慢慢掏空。会你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感情，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就像被挂在天花板上的海报，只有拾着头才看得到，但你只能低着头工作。你知道海报在那里，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看一眼。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但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他问我：“你父母同意了吗？”时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自认为已经过了做事情需要父母同意的年龄。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困惑。也许在他的认知里，一个农村女子辞掉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大事；又或者，也许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我所工作的那座边境小城的文化体系里，一个单身的女子辞掉工作，是需要“管理者”，也就是父母同意的。事实上，在长时间的成长和工作阶段，我经常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对待。我很惧怕集体的概念，我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的人，适应集体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读过加缪的《异乡人》之后，我对此尤其有更深的体会。集体，尤其是我见过的集体，是一种非常分裂的存在，它要求你与众不同以便“创新化”“多样化”，同时它要求你不能与众不同，必须“思想统一，服从安排，听从指挥”。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坐在电脑前打一排字出来，留在时间线上…这算见过世面。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出来，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知道什么花在什么时候开放，雷雨过后甲玛沟会长见手青…这也算见过世面。可她们还是羡慕。其实她们羡慕的似乎也不是我本身，她们羡慕的是当年自己丢失的那个可能性。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过了一段时间再给她打电话，她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像小孩子一样分享着种种见闻：第一次独立寄快递，第一次请姐妹唱K，第一次完成银行转账，第一次凌晨三点去烧烤摊喝酒…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察觉到了床在中间的好处：可以从任何方向爬到床上，也可以从任何角度下床而不吵醒姐姐。我渐渐发觉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床并非一定要靠着墙才行，也许它不仅可以摆在屋子的正中间，还可以斜着摆，或者干脆挨着门口，一进门就睡觉，再或者，床可以带在身上，那样的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睡就能睡了。重要的不是睡在哪里、怎么睡，而是可以入睡，这才是睡觉此事的重点。自从教会自己接受这个想法，我就再没做过那个关于大海的梦。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一直不信任自己，所以由我为起点的所有事件，我都无法确认其可靠性。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会让人对自己不信任，过度思考和自身相关的事情，问了太多为什么，问着问着，一切都会变成自己的过错。这样的思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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