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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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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是班里唯一想重现模特外表的学生，大部分其他同学似乎只想在纸上涂抹出他们认为现代艺术应有的效果。他们一定觉得我的努力既单调无聊又观念陈旧，而我则认为他们的努力既荒唐可笑又浪费时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没错。我的想法或许确实与年纪有关，但老并不意味着一定错误吧。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六十多岁时还觉得自己距离中年不过咫尺之遥，在人生的航程中，尽管我已不在壮年的安全之船上了，但就算下了水，也还依然在大船周遭逡巡；七十岁生日，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同，因为我一直尽力忽视年龄；但到七十一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确实是老了，刹那间，这个事实掷地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我看见时间正将晚景一步步推入视野。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儿子也已追随哥哥们的脚步上大学去了，在整个婚姻期间她一直在工作，她的工作是修补油画。不久前，一次晚餐时她正好坐在一个外科医生身边，不经意地提起如果她能重新活过，她会选择学医。他问她今年多大了，她回答四十九岁。好吧，他说，她还有时间，他们医院收五十岁以下的学员学习接生，她一回家就报了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与年纪大的人一起生活，这种调整必不可少，你得去买适合她的食物，为她下厨，在规定的时间和她一起吃饭，按照她的指令在花园工作，将自己的工作抛开，不可以听音乐，因为她的助听器会把音乐声变得很怪，而且只能说她感兴趣的话题。她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走向晚景的路是条下坡路。如果开端还不错，或至少发生的不愉快比我预计的少些，而你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幸运，你自然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是“在我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至少这就已经够令人清醒了，因为它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强大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这样美好的关系持续了八年，后来不是由于情感的复杂性，只是因为时间因素而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来到的，而是从我五十五岁开始的，随后是一个逐渐消退的过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其对生命的影响力。我一点点意识到面对着熟悉的爱侣，我的兴致，我身体的回应，正慢慢减退，熟识之感把他手指的触摸变成好像自己在触抚，不再激起身体的战栗。回头想想，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从未与他谈及此事，就是从没说过。我开始假装还有感觉，也许这做法只不过是种“解决”问题的想法。我估计婚姻顾问会这么建议，但令我吃惊的是，问题根本无法解决，那时的性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既单调又可笑。一件一直自然发生的事忽然不再可行，开始时你期望通过假装就能将它带回来，有时确实似乎也能成功，但感觉一去不返之日，你必须接受“结束”这个事实。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是啊。还好有她们在，否则要艰巨很多。”他回答。“对了——”他突然打开手机，放了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英文金曲，问我，“你还记得吗？” “怎么啦？”我和他一起听了一会儿。 “那个时候，我妈走的时候，你和李明枝从电台给我点的歌。” “哎呀！”我吃惊。我忘记了这件事。那时候陈陆住在亲戚家里，不通电话，也没有其他联络方式，而且他母亲落葬以后他很快就去了外地。等他过完暑假回来，我与李明枝小心翼翼，避让所有刺痛之处，后来再没提起过。 “原来那个时候你听到了？”我问他。 “是啊。抱歉没和你们说过，那时没有人经历过和我一样的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说，其他人的生活都很完整，不会有人理解我的处境。后来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再说起又觉得不合时宜。” “抱歉什么。我才觉得抱歉。那个时候非常担心，又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你。” “但你们给了我好大的安慰啊，持续至今。我昨晚守灵也在反反复复听这首歌，一直到早上五点钟，我回小周的车里休息，看到停车场几乎每辆车里都有人躺着打盹都是要去告别的人。” 我听他讲，眼中又聚起泪水。实在是太久没有为任何人做过这种无用的小事。我想起来那档电台节目在深夜，于是我睡在李明枝家里。她那时还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床在楼梯底下，用帘子隔开的一块三角形空间，贴着各种贴纸，与外界有所间隔，感觉很安全。我始终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非常羡慕，也很喜欢待在她那里。我们把电话拖到床上，等到晚上十一点，俩人不断按重拨键，其实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真的接通了。结果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语无伦次，而且想不起来陈陆喜欢的歌是什么，最后是主持人选的，那时没太能听懂，只觉得旋律非常动人，歌词里唱的是心的形状。而我现在又重新想起那个时刻，陈陆手机里播放的歌变成提示和标记，让我得以回到楼梯底下被隔绝开的空间里，再次与李明枝共度一分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担心谈论会让事实变形，一旦开始谈论，我可能不由自主地会想要维护张继海，一如既往，因为我在维护的不仅是他，而且是与他相关的整段时间，我自己也是被那段时间所塑造的。我能想象我的讲述中缺失当事人的意见，模糊不清，立场片面，没有公允而言…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事实上到了高中阶段，我与陈陆都已经对竞赛数学彻底灰心，但我们三人间显著的差异并没有对友谊造成阻碍。李明枝的天赋在我与陈陆努力可达到的范围之外，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我们与她个体之间的，而是我们与我们所承担着的期待之间的，李明枝也承担着同样的期待。而所谓的期待后来发现全部都是假象。我们这些人被选拔出来，安置到一起，共同度过六七年的时间，封闭狭隘，彼此塑造。实验早就宣告失败了，我们是致远中学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实验班，这是自然的，虽然被冠以实验班的名称，但受政策限制，招生范围仅限于几条马路，其中恐怕没有真正的天才。结果从实验班里出来的人却都具备了一些共同特征，最显著的就是不具备竞争意识，灰心的时间也比同龄人早得多，以至于后来都在随波逐流，变成越来越普通的人，从未听说其中任何一个获得真正的成就，竟也包括李明枝在内。但我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如何选择彼此，我想不起来。肯定不是出于爱好，我根本说不上有什么爱好。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友谊的形成是相当随机的事。总体来说，我想是他们向我走近，选择了我。那时我们从张继海家中下课出来，立刻将数学抛之脑后，前前后后骑车去苏州河边游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州河在另外一条时间线上，两岸都是逐渐废弃的工厂和大型仓库，垃圾码头，未经规划的植物，河水的气味随潮汐涨落而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引人人胜的荒野氛围。我们三人最常去的一段河道要绕过造币厂，正对一座已经荒废的货运码头，背靠大片错综复杂的棚户区，河道连续转弯处自然形成一片湿滩，大片灌木和芦苇。我们三个人停下自行车，爬上防波堤，石头上残余日晒的温度，微微发烫，水流或缓或急，我们聊天至天黑，仍依依不舍，又重新蹬上自行车，奋力上桥，再沿缓坡俯冲而下，划出几道漫长的弧线，才道再见。都在聊些什么，我不记得，但话题无穷无尽。李明枝相当擅长模仿。她模仿各种动物，装死的狗、扁嘴蛤蟆、腮帮子鼓鼓的松鼠，模仿学校里各...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休息的时间在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上度过，见识了千奇百怪的地貌风景，有段时间交谈中夹杂不少外企词汇。高强度的工作麻痹精神，造成进取的幻觉。我能察觉到他的心情已经发生变化，但我们那时联络很少，一年里见不到一两次。即便李明枝假期回国，他也常推说身体不好，不肯出门。我们知道他身心俱疲，又不快乐，于是也不去勉强他。这种情况持续到差不多第四年，他隔壁组的同事加班猝死上了新闻，而与他同期人职的同事稍微识时务一点的，都已经走得七零八落。他那时升到组长，但进取心和野心完全不够，庇护不到组员，总被分配到其他组挑剩的项目，限着他就是吃苦倒霉。后来去西南石矿，白天在山里清点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2022年，是母亲三年里在深圳待得最完整的一年，老家没有发生她必须要回去的事情。一整年，她都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一年365天，有330天她都是早上6点40分出门，赶到7点开早会前到达公司，11点半回家吃午饭，1点半又去公司，5点半回家，每天八小时。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每天早上，从家到写字楼路上的七八分钟时间里，母亲通常会遇到楼下在手推车上卖早餐的摊主，遇到环卫工小菊阿姨及其他轮班的阿姨，遇到成群结队去商场、公寓楼、写字楼上班的保安，遇到制服上写着“物业”的年轻人，更多是遇到跟她一样做保洁的阿姨们。偶尔会遇到早起遛狗的人。有时候，母亲出门，楼下的环卫工已经将马路扫完了，在路边打瞌睡，她跟人打招呼：“嫂子怪早哦，一早都把马路扫光了。”这反而把对方惊醒。熟悉了之后，母亲才知道，阿姨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开始扫马路，已经扫了二十三年，退休八年了，每个月能领2000多块退休金，还挣6000块工资。阿姨的电动车车身挂着一排塑料袋，里面装着拉来的纸壳、塑料瓶。“比我们老家的小伙子都赚得多。”母亲感叹。母亲问阿姨早餐吃的是什么？阿姨把饭盒打开给母亲看，里面是一块已经撒好调料的干方便面，8点左有，她会把保温杯里的水倒出来，泡一碗面吃。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随着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房间里她留下的痕迹气味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很想她。我发现她在深圳的时候，其实为我做了很多事。我经常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她，问姑姑的病情，问她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她觉得我在浪费话费，表现出不耐烦，一句话没说完就挂断。她经常不带手机，不接电话。在深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不带手机出门，有时候去买菜，有时候去天台。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她的手机在她房间的床上震动，我气急败坏，在她回来的时候严厉地质询她：你为什么不带手机？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出门为什么不微信说一声？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刻的做客奈地反而理直气壮：带个手机多麻烦，你还担心我被车撞，被人骗？我能出什么事，就过两个红绿灯而已，我这种乡下老太太，眼晴清楚得很！膏量总的没过几天，她照样把手机丢在床上就出门。我在害怕什么呢？突然的消失。96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我们，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看到我的脸色，也不发一言。她经常要等着我回家后再上床睡觉，也许她有一些当天的见闻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脸色挡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压榨一天后，我没有心思再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母亲。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经历的，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想一个人待着，但母亲只想一直关心你，直到确认你没事。面查量等 2020年除夕那天，虽然是租住的房子，我们仍然为它贴了春联。联。面宋家言个基萨质白于于的能出保围脂新土鱼段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一段时间，母亲爱上了在天台上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都在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个个喜庆上开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深圳这个干净整洁的超级城市，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洁净的公园、商场、写字楼、厕所背后，常常是由一群人的过劳在维系的。造成这种过劳的原因，既有清洁公司因为持续缺人或降低成本而让员工上连班（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且无休息日），也有保洁员为了多赚钱主动打多份工。可以说，这种过劳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合谋，是“时间就是金钱”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在老家，他们连这样赚钱的工作机会都没有。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有时候，矛盾会集中在同一时段爆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可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有哪些东西你看上了他没看上、他看上你又看不上，耽误时间。我自己的话想买就买，想走快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们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这让我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母亲见到的，向那些说过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的租户，大概都是不会跟母亲有任何平等深入交流的陌生人——“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陌生人说出这些礼貌用语的，也许是怀着祝福的心情吧。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要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已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减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鸟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养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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