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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希望自己有权利去做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过,这里的房客看上去人都不错,全部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有学问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噢,请问,是谁第一个宣布,是谁第一个宣告,一个人之所以净干卑鄙下流的事,乃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噢,幼稚的孩子!噢,纯洁而又天真的孩子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很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过去了一天,两天,三天——她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平静了下来。每逢九点以后我就特别兴奋,兴奋得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开始幻想,甜甜蜜蜜地幻想:比如说,我要挽救丽莎就要让她常常来看我,而我则告诉她……我要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我,热烈地爱我。我假装不懂(不过我也不知道干吗要假装,大概,为了美吧)。最后,她非常不好意思而又十分妩媚地浑身发抖,痛哭着扑到我的脚下,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吃了一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在爱我吗?我看到了一切,我猜到了,但是我不敢头一个说出来,占有你的心,因为我对你有影响,我怕你出于感激故意强迫自己来报答我的爱,自己强迫自己唤起一种也许你本来没有的感情,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这是……专制……这不礼貌(嗯,总之,这时候我信口开河,模仿某种欧洲的、乔治·桑式的、难以解释的、高尚而又细腻的风格……)。但是现在——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人了,你纯洁,美丽,你是我最美丽的妻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这一切都是宝贵的幻想。噢,请问,是谁第一个宣布,是谁第一个宣告,一个人之所以净干卑鄙下流的事,乃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噢,幼稚的孩子!噢,纯洁而又天真的孩子啊!首先,在这数千年中,究竟何年何月,一个人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利害考虑才去做这做那的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成百万、成千万的事实,这些事实都证明,有些人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去冒险,去碰运气,可是谁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强迫他们去这样做呀,似乎他偏不愿意走指给他们的正路,而是顽固地、一意孤行地硬要开辟另一条困难的、荒谬的路,几乎在漆黑一团中摸索前进。要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还当真觉得这顽固地一意孤行比任何利益都要开心……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敢不敢给它下个完全精确的定义;人类的利益究竟何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不仅可能,甚至必须存在于在某种情况下希望自己坏,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如果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那整个规则就将化为乌有。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你们在笑;你们笑吧,诸位,不过请你们回答,人类的利益被计算得完全精确吗?有没有这样一些利益,不仅无法归类,而且无法归入任何一类。要知道,诸位,据我所知,你们的人类利益清单,是从统计数字和经济学公式中取了个平均数演算出来的。要知道,你们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太平,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因此一个人,比如说,他明知故犯地非要逆潮流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明代政府机构依执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管皇太子的生活与教育)、太常寺(管祭祀与礼乐)、太仆寺(管车马)、光禄寺(管皇帝宴会酒食),鸿胪寺(管朝会礼节、百官班次)、翰林院(给皇帝起草诏令、讲书编书、备顾问之职)、国子监(最高学府的主管)、尚宝司(管皇帝印玺图章)和苑马寺(管各地军马养牧)。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大九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小九卿。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熊召政《张居正》
但我们所处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同于以往。空气动力学、爱因斯坦的力学、量子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昨日的科学中形成的观念。这些理论并没有贬低昨日的观念,但使它变得更为灵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无限的或然性取代了确定性,以尺度之中永恒的相对性取代了严格的可度量性。它们的影响在无数的思想者那里都可感受得到一我也应算做他们中间的一员一虽然思想和教育方面的缺陷使他们不能紧跟这场伟大的变革,除非从遥远的外围、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因此我们今后可以更有理由说,一种知识,即使无法以欧式几何的方式或恒定重复的法则来证实,但它仍可配享科学的名号。我们可以更为轻松地认为,可以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转化为程度的问题。我们不再觉得有这样的义务,即赋予所有认识对象以统一的、借自自然科学的思想模式,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这种统一的思想模式也不再是普遍适用的了。对于人文科学将来的面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知道,人文科学要想存在下去——显然,一切都还须继续遵守理性的基本规则——就不能放弃自身的独特之处,也不必为自己的特点感到羞愧。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路内《少年巴比伦》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路内《少年巴比伦》
那二位享受着好汉的待遇,他们是本地人,一旦上了电视就会引起恐慌,引起人们评头论足,久久不能忘记。只有牛蒡是恰如其分的,完美的,类似寓言,绝不会活生生地硌在人们心里,只是按照某种战术即时地教育一下大家,然后就可以被遗忘了——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的古怪状态。
——路内《花街往事》
巷口贴满了告示,全是判刑的。所犯的案子,有打架伤人, 有抢劫盗窃,有强奸猥亵,居然还有一个叫顾大宏的,持刀抢储蓄所,和摄影师同名同姓但他只有二十一岁。越是严打,犯罪分子越是猖獗,告示刷了一层又一层,男孩感到越来越放心,城里的垃圾终于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听说是青海,那儿的监狱连围墙都没有,四周全是戈壁,如果你想越狱就往戈壁里面走吧,在那样的监狱里,警察只需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马老师在法制教育的时候告诉他们的。马老师讲这些的时候越来越生气,最后她也感到很无奈,说:“我也搞不懂,既然要严打,干吗还给你们看《少林寺》呢?”谁知道他们想干吗呢,他们一边点火一边浇水,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又怒容满面。
——路内《花街往事》
技校不是妓院,毕竟要搞点文化教育,语文课当然免不了。其实技校生根本不需要学什么语文,到了厂里没人会在乎你语文水平好不好,但语文是基础课,总要象征性地学一学,更何况化工技校的老师多如牛毛,也要让他们混口饭吃。语文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语文老师能养家糊口。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
在中国,在当代,就普遍情况而言,知识较难使一个家庭富裕。但时代毕竟在想方设法确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不至沦为贫民。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五四以来,中国有一个思想误区,每当盼望色会进步心切,往往首先抱怨青年们的无动于衷,放佛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来肩起,唐旭有人流血牺牲,也应该是青年们义无反顾,一个国家当下怎样,将来前途怎样,首先由这个国家的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的知识分子来负起责任和使命。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 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敢与最有权威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舞论,用下胜枚举的例子证明,我们那一代,当年个个都是精神玉抑考和性压抑者。政治家们只牢记不忘当年红卫兵们的造反行至,却不敢或不愿承认,社会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少年,为我们实施了何等严重的“异化”教育!它几乎抽掉了我们的性别,视我们为中性。“三好学生”、“毛着标兵”、“优秀团员”除了在这类方面,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男女青少年可互相证明自己是强者,互相以强者的形象吸引对方而外,几呼再没有另外的什幺方式能够使他们向异性显示自已突出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他们本能地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次天赐良机。他们的一切个性,一切才情,一切精神,一切自我表现的发望,便都从同一个被巨人的大手提起的社会闸口冲决而泻了。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灯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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