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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人民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生活在中层的人民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位、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却不予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1970)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这就是了,同时需要绚丽的奢华和精打细算的审慎,两个矛盾的动机在不幸身陷中等阶层的人们内心经久不歇地交战着。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令人黯然神伤的是,一旦长到成年人的岁数,这些标记就几乎成了我们不可磨灭。没法更换的烙印。我们一生都无法从我们出生的阶层中逃离。
——保罗·福塞尔《格调》
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美国著名四年制学院。-译者注),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
——保罗·福塞尔《格调》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 年 11 月 2 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实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确数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称他们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幺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 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 (Donors )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
——保罗·福塞尔《格调》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美国,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文中的其他国家应该特指英国)
——保罗·福塞尔《格调》
Class.mobi2013-06-12 00:45:58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2013-06-12 16:22:04第一篇 敏感话题2013-06-14 17:35:01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2013-06-14 17:38:25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2013-06-14 17:38:33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2013-06-14 17:40:09《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 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2013-06-14 17:44:33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2013-06-15 09:52:38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
——保罗·福塞尔《格调》
把它们(各个社会阶层)想象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跟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跤,漏念了台词,或者穿错了戏服,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而惨败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威廉·怀特㊹ 所说,他们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招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幺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
——保罗·福塞尔《格调》
正如对等级问题的愤慨恰恰暴露了阶级身份,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泊来”在这儿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字眼,有时候很多东西只要是泊来品而不是国产货就会倍受青睐。于是鹅肝酱、不脱脂奶酪、葡萄酒、羊肚菌、意大利面大为时兴。但不是所有的外来食物都吃香,比如墨西哥 taco 和意大利匹萨饼,以及做得很平庸的中国菜。眼下日本菜进来了,而中国菜除了川菜以外部开始走下坡,更不用说墨西哥菜了——被认为无可救药地低俗,而度数过低的葡萄酒和啤酒也属于此列。面对一份兼具中上阶级和上层特色的商品目录,你如何进行区分呢?有一点,如果出现了一张以面包篮或面包保温器为内容的彩色照片的话,堆满画面的一定不会是面包圈、松饼或类似的平民面食,而是——法式起酥。这些目录还会一次次地提供数目不成比例的中国工艺品(例如“姜罐”),这象征着与“古老”东方的密切联系:美国人曾经殖民。传教。办教育、光顾井劫掠的古老东方。此外,如果一份目录推销的是价值 2450 美元的金属盔甲——全套并带佩剑——你可以断定,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所有接裤部位均可充分活动,面罩同样。”你既可将这件套服展示在架子上,也可以穿上它去参加聚会(尽管这套服饰重达 75 磅),并可以通过面罩将饮料灌进头盔。如果说中产阶级购物是为给自己提神打气,上层人士购物是为一解朵颐,贫民阶层购物则可以被理解为向技术和艺术表达敬意了。太空科学电于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太空科学电子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当然,照像机也是如此,并且越复杂越让人叫好,音响和彩色电视机呢?如前所述,寄给贫民阶层的邮件绝不会因为袖珍计算机太矫饰而滥加贬辞,然后就是一些带艺术气质的物件:一只用浅浮雕手法描绘圣约翰诞生的陶瓷蛋;一艘“音乐凤尾船……黄铜凸饰精美繁复。带铰链的金银盒,打开时可见内部雅致的红色天鹅绒。”此外。还有带心形镜片的深色眼镜,尺寸与毛毯相仿的丙烯酸类纤维质地的壁挂,上方一匹种马正迎面向观看者奔来;一幅马厩门的...
——保罗·福塞尔《格调》
对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或贝克特巴勒斯的叙事作品的通常的抱怨是它们难以看懂或者难以卒读,它们“乏味”。然而指责其乏味,其实出自虚伪。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乏味这种东西。乏味只是某一类气馁感的别名而已。我们时代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艺术所说的那种新语言令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感受力气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过早幻灭、摇摆于冷嘲热讽与拿自身情感做些充满忧郁色彩的实验之间的人的痛苦,我们并不陌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文化-艺术文化旨在内在化和吸收——换言之,是教化——而科学文化则旨在积累和外在化,即在用来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把握问题的特殊手段方面的激励和外在化。当代艺术的奥妙与现代科学的奥妙在程度上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以及不可忽视。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其对历史的关切。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得的诸如速度(飞机的速度,画面的速度,电影的速度)——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因艺术品大规模在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文化观点体验。艺术最初出现于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活动,后来变成一种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技艺。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当代意识所诉诸的正是此。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或者,即使是思想,也是关于感受力的形式的思想)奥特加·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加入艺术像拯救人的话,那它只能靠把人从生活的严肃性中拯救出来并让他回复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孩子气状态方可做到这一步。】但是,这种非人化 似乎 并不是 孩子气的天真无知的回归。而是一种颇具成人色彩以及洞察力的反应。来应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混乱和大量暴行。艺术保持着与感觉的联系。人的感性意识不仅具有一种生物学本质,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每一种文化都会看重某些感受力,而抑制其他感受力。-新感受力(抛弃了马修·阿若得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后果已经被人们所提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间的区分越发无意义。乏味只是某一类气馁感的别名而已。我们时代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艺术所说的那种新语言会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感受力气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相信是我自己创造了自己,这是我工作的信仰,我甚至觉得我是自学成才的,虽然事实上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伯克利、芝加哥、哈佛。但我仍然认为从根本上我靠的是自学。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弟子或门徒,我的起步没有依靠任何人,我开始职业生涯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情人、妻子或女儿。我也从来没有希望是那样。但是当然我也不排斥帮助。如果你能得到帮助,那很好。但是我喜欢自力更生。我觉得我必须如此,把这当成一项挑战来接受。这让我兴奋。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爱丽斯我记得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最小的哥哥说,我们都已经被父亲教育得觉得死不过是种现实,而生命也不过是桩实验。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等我洗完澡出来,却看见德娃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等我,低头拿着根小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慢慢地写着什幺。看见我出来,她站起身迎过来帮我提桶拿衣服。 等我从屋里收拾好出来,看见刚才换下来放在一旁的衣服不见了,又看见德娃正蹲在蓄水桶边洗衣服。我走过去。她正在洗我的衣服。 我在她身边蹲了下来。“德娃,让我自己来洗吧。” 她只拾头对我笑了一笑,然后便低下头去搓衣服。 我抱着她那宽厚的肩,将头伏在她的后背上,听到从她身体深处传来的有力的心跳声。 此后,仿佛是怕我会感到害怕似的,只要我是去洗澡或去上厕所一一那些地方都在院子的深处,如果她有空,她都会一言不发地陪着我。有时我半夜醒来想去上厕所,我刚起身准备猫着腰爬到帐子外边,睡在我身边的德娃也会马上惊醒,睡眼朦胧地要跟我一起去。我拦着,可是拦不住。 只要她一闲下来,便会坐在我的身边,手里随便拿着本什幺书和我一起乱看。德娃没上过学,不识字,拿书常常倒着拿,我不忍心去纠正她。阿富汗的女子大都是文盲,即使是在塔利班掌握政权之前,能识字的女子在妇女总人口中也占不到五分之一;而到了塔利班时期,女子更是被完全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女孩子虽然可以去上学了,可是家里兄弟多,没有钱供那幺多孩子上学,德娃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在一旁常常看到德娃手里拿着本书,虽然看不懂,却总是愣愣地大睁着两眼在“看”,看得我的泪水差点迸出来。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纳维德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说想去看看喀布尔的女子学校。这天是周日,学校里空荡荡的没什幺人,有几处地方正在重建和修缮。看门人百无聊赖地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欢悦的印度歌曲。塔利班时期,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如今不知恢复得如何,但也料想得到,既然要重新开始,一切都不会很轻易。 后来我们沿着喀布尔古老的街道散步。从街上望去,喀布尔背靠着几座小山,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布满半是废墟的土坯房子,大都是泥褐色,中间点缀着一两所刷成粉红色或嫩黄色的小屋,在成排的灰暗建筑中犹如珍珠般耀眼。屋舍之间偶尔会探出几条果树的枝权,屋顶平台上晾晒着垫子和花花绿绿的衣物,孩子们放着自制的简陋风筝,清脆的笑闹声从山坡上四散开来。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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