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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在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却依然令人惊异地宽阔无比，能容下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侧面。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夺取和际遇，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扬扬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着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我这种满足感源于快乐的童年，我们家里洋溢着一种温暖的信心，相信我们是最纯洁、最善良的人，这种类似信念在英国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很常见，我们以此自豪，因为我们自己是英国人。我们必须遵守相应的原则，除了关于如何说话、穿衣等傻乎乎的小要求之外，还有三条很深的原则：不能懦弱，不能撒谎，不能虚荣和自夸。第三条尤为重要，所有托儿所的门上都最好刻上这句谚语：你不是海滩上唯一的石子。...每个人都需要安慰，无可否认，走向晚景的路是条下坡路。如果开端还不错，或至少发生的不愉快比我预计的少些，而你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幸运，你自然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是“在我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至少这就已经够令人清醒了，因为它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比自我更强大的东西。...存在有什么意义？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摧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坏境，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聚会夜晚我面对这样当面的背叛，全然不在乎我感受的行为曾有过的震惊。我那时对自我有一种卑微的视角，这完全是我从小在视虚荣为重罪的家庭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唯有责备自己不值得别人体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能确信这种卑微感在那个时候，正一点点将我啃噬掉。……后来，在我四十四岁遇见巴里·雷科德之前，还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总是很友善（有两次相当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邂逅），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虚构的”动物来表达（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头脑简单到不知道动物不会说人类语言），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入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已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作，尽符微平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在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阿西尔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小教育她必须学会靠自己谋生，因此，当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未像当时传统女性一样首先考虑婚嫁问题，而是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做筹谋。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桶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随后，“二战”的爆发扰乱了一切秩序，也为阿西尔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得到了在BBC新闻部工作的机会，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一生的工作伙伴——安德烈·多伊奇。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因此，对于个体生命应该满怀兴趣进行研究。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那时对自我有一种卑微的视角，这完全是我从小在视虚荣为重罪的家庭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唯有责备自己不值得别人体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能确信这种卑微感在那个时候，正一点点将我啃噬掉。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他并没有因为抛弃家人一走了就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他和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寄钱，让孩子接受教育，做了份内的事情。后来他儿子当了医生并移民美国，父子俩还时不时见见面，但女儿却不能原谅他，那个“蠢女孩”！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母亲成长于匮乏的年代，受这样的教育。饥饿的乌云从未在母亲头顶散去，在心底形成阴影。母亲坚决反对浪费。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和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约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吃苦、忍耐、与人为善。在求学生涯中，这几样品质确实给我带来了好处，让我得以在迷宫中找到出口。可当我被投放到社会中，这些品质有时却成为阻碍：吃苦的另一面是极度匮乏；忍耐的另一面是无限内耗；与人为善的另一面是耻于争取。在职场，我一直警示自己不要被惯性捆住，但惯性是如此强大，总让我不自觉地陷入。
——张小满《大厂小民》
进入大学之前，在塞耶斯的观念中，女子接受教育是寻常事。然而此时在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内，女性地位却正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运动人士一直向大学呼吁允许女性在中学毕业后以与男性同等的资格继续接受教育。这一呼吁一旦推行，将极大改变社会现状，因而激起一些社会评论家的极力反对：一部分人以医学为借口，称教育会打乱女性的月事，引起生育系统紊乱；一部分人称女子一旦接受教育，在古典文学的耳濡目染下，将变得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校园里的大龄单身女老师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她们灌输一些“关于感情观念的歪理谬论”；甚至有人称一旦社会大范围雇佣女性员工，可能会引起性别对立的严重浩劫，最终导致种族灭亡。1873年，牛津大学的两所学院承诺为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中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当考试成绩发布，一名叫“安妮罗杰斯”的女学生名列榜首时，学院却尴尬地收回这一承诺，只以几本书作为安慰奖。罗杰斯后来成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牛津大学。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40年4月27 日，伍尔夫面向布莱顿大学工人教育协会做了一场名为“倾斜之塔”的讲座，将上述主题收入这场讲座，讲座内容之后发表在《新写作》杂志上。她在讲座中赞扬新一代作家“在变革与战争的威胁下”笔耕不辍，致力于创造更广阔的视野。她坚信“一部不存在高塔和阶级观的小说胜过旧小说”，最后呼吁“更强大、多样化的文学”，歌颂公共图书馆，号召免费国民教育体系早日施行，以确保有一天文学能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属于少部分经济优却生活经验寥寥者的特权”。她宣告，“让我们一起跨越那道界线”，俨然将自己也归人了被排除的部分( 尽管这并不属实 )。“文学不是私属领地，而是公共领域。这里没有国别之分，也就不应当存在战争。让我们自由、无畏地跨越界线，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只有如你我一样的局外人普通读者将这片国土当作自己的国土，学习阅读和写作，学会留存和创造，英语文学才能挺过这场战争，穿越海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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