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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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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权力意志》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赋予这种观点—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胆也最暧昧的表述，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到某种具体的疾病，但他关于个体羸弱和文化衰竭或颓废的那些著名论断，还是融入了众多有关结核病的陈词滥调，并扩充了这些陈词滥调。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就疾病在那时[古代]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 (French pox) ，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 (morbus Germanicus) ，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 (Naples sickness) ，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 non-us) 、异族等同起来。……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篡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注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J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 (permissiveness of all kinds) 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 (antiliberals) 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 (many exiles from the Russian bloc) 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 (p.135) 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 (p.124) 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世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 (p. 34) 的现实怎幺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exotic、foreign、alien、international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欧洲豁免说”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这个日后在精神病院连续住了九年并在最后三年被连续不断的电休克疗法折磨得身心交瘁的人建议，戏剧应当给文化施行一种休克疗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以浪漫主义者树立起的艺术的宏伟目标（作为智慧/作为拯救/作为文化颠覆或者文化革命）作为衡量其成就标准的现代主义已经被其自身的一个大胆的版本所代替；这一版本使现代主义趣味得以以一种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规模传播出去。撇开其英雄形象，撇开其自称为一种敌对的感受力，现代主义已被证明与高级消费社会的精粹极其和谐。现在，艺术是名目繁多的满足的别名，代表着无限制的剧增和贬值，代表着满足本身。在一个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地方，做成一部杰作似乎是一种倒退的举动，一种天真的成功。杰作总是难以令人置信（就和有人为之辩护的妄自尊大一样），现在，杰作真是凤毛麟角了。杰作倡导巨大的、严肃的、具有约束性的种种满足。它坚持认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而非仅仅有趣；艺术是一种必需，而非仅仅是一种实验。杰作使别的作品相形见绌，它向当代趣味那种轻率的折中主义提出挑战，它将赞赏者抛入一种危机状态之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阿尔托在不同时期，先后追随了所有三条游客最多的从西方高雅文化到“别样的文明”的想象之路。首先来的是一战刚结束体现在黑塞(21)、雷内·多马尔(22)和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所谓东方转向。其次是对西方过去被压抑住的部分——异教的精神或完全是神奇的传统——所产生的兴趣。第三是对所谓原始民族生活的发现。把东方以及西方古老的摒弃社会道德规范的、超自然的传统，还有异国情调的前文字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是，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它们均在别处。这三条路均代表了往昔的价值。尽管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今天依然存在，然而，一九三六年阿尔托前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的幸存便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价值属于过去，一如阿尔托一九三三年在创作历史小说《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23)时所研究的古代近东神秘宗教的价值一样。“别样的文明”的三个版本都见证了对一种建立在公开的宗教主题和对世俗社会的逃离之上的社会的同样寻求。…这种怀旧常常是兼收并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找到其历史位置的，是现代主义感受力在最近数十年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可疑的一个层面。从根本上讲，这是殖民主义观念的一种美化；是对非白人文化在想象中的剥削，其道德生活被大大地简化，智慧则被掠夺并受到嘲讽。对这一批评，尚无令人信服的回应。但是，针对另一种批评倒可以回应，即“别样的文明”的追寻认为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精确了解。这种追寻从来就不追求这样的了解。其他文明是被用作样板，它们能够作为想象的刺激物，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并非里芬斯塔尔与纳粹有关的过去突然之间变得可以接受了，而只是随着文化之轮的滚动，它变得无关宏旨了。开明社会解决这类问题靠的是等待趣味的循环来消除争议，而非从上面印发一份冷却的历史副本。…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旧观念的法西斯主义版本显着的特征在于它对所有思考性、批评性，以及多元的东西均表示蔑视。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在里芬斯塔尔有关原始德行的专题资料汇编中，受到赞美的几乎不是原始神话、社会组织，或者思考的复杂和微妙。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某些人是疯子这样的认识是思想史的一部分，对疯狂下定义离不开对历史的考察。疯狂意味着不合情理——意味着说些不必认真对待的话。但是，这完全得看一种特定的文化如何界定情理与认真；历史上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所谓疯狂，指的是不能从一个特定的社会判断中被思考的东西。疯狂是设定了界限的一个概念；疯狂的边界决定了所谓“他者”的定义。疯子是这样一个人，即他的声音社会不想倾听，他的行为社会无法容忍，他应当受到管制。不同的社会运用不同的定义来界定疯狂（即什幺叫不合情理）。…人们认为有一种通用、正确和科学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疯狂与否（如同在美国、英国和瑞典而非在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执行的那种心理健康政策）。这根本不对。所有社会对神志清醒和疯狂所下的定义都是武断的；从最为宏观的意义上讲，是政治性的。…正如阿尔托一九二五年在《致疯人院医疗负责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个人行为均是反社会的”。这是不受欢迎的真相，与资本主义民主或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也许极不调和，但是，阿尔托是绝对正确的。行为无论何时变得足够个人化，客观上，它就变得反社会，而且，在他人眼里就是疯狂的。一切人类社会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何应用疯狂的标准，谁受到保护，或者，（出于经济的、社会的、性别的，或文化的特权等等原因）谁又部分地免于投入监狱的惩罚，这种惩罚对象基本的反社会行为表现在不合情理。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激发起法西斯主义美学主题的艺术现在受到青睐，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很可能只是坎普的一种变体。法西斯主义可能仅仅是时髦的，也许，伴带着趣味，那不可抑制的杂乱的时尚将会拯救我们。但是，对趣味所作的判断本身似乎不是那幺单纯。十年前，作为少数人的趣味或敌对趣味似乎非常值得为之辩护的艺术，今天看起来，似乎再也不值得了，因为它提出的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已经变得严肃，甚至危险起来，当时还不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高雅文化中可以被接受的，到了大众文化里就不能被接受，只提出无关紧要的道德问题作为少数人的一种特质的那些趣味，一且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便蜕变为一个让人腐败的因素。趣味是语境，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现代作家……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作品从它的一次独特的体验中的地位获得证明，它假定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个人整体性，而所谓的“作品”只是其副产品，一次不充分的表达，如此而已。艺术成为自我意识的一次声明，该意识预设了艺术家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他（阿尔托）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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