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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震惊"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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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阿伦特：一直如此。我思考过，究竟应该做什么。毕竟，发疯的不是德语。其次，母语是不可替代的。人们会忘记母语。这倒是真的。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外语说得比我好。我说话时口音还是很重。我经常说不出习语，而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这种语言时满是陈词滥调，因为当人们遗忘母语时，母语中蕴含的创造力也被切断了。高斯：母语被遗忘的情况，据您看来，是不是压制造成的后果？阿伦特：是的，经常如此。我在许多人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令人震惊。您知道，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1933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知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看来，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这个集体生活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艾希曼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认罪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的自欺欺人的犯罪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普遍性且被普遍接受的谎言体系氛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大气候。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缺乏依据的事情如此大肆铺陈，成为这些讨论的主流；商榷严肃事件的同时，不仅混杂着某些利益群体的昭然野心—— 试图歪曲真相—— 而且后续还涌现出一群“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事实本身只是一个制造事端的契机。不过就在这些虚伪的争吵中，偶尔也会感受到一丝正经、某种震惊，即便争吵跟那本被他们想当然了的书没有丝毫关系—— 发声者常常自称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是一则由欺骗、自欺以及令人发指的愚蠢写就的反面教材吗？或者又是一例死不悔改的罪犯当他的罪行已经成为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再也无法面对现实？……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艾希曼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耶路撒冷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认罪态度，与其说是他本身具有的自欺欺人的犯罪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普遍性且被普遍接受的谎言体系氛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与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眼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能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与理解，她的控诉会否不那么令人震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在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非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母亲床边想着:“可是她不可能正在死去，她还在这里呢，活生生的。”她最后的话语“真神奇啊”，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非常精彩，她确实想告诉我些什么。生死之间的沟壑如此巨大而突然，所以，就算死亡是每个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事，也会让我们深感震惊。真难想象亨利·詹姆斯说死亡是“卓越的”之时，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死亡是生命里最常见的事情，不过这个可怜的老人在最后的喘息中说出这句话，也许我不该对此太吹毛求疵。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生死之间的沟壑如此巨大而突然，所以，就算死亡是每个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事，也会让我们深感震惊。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聚会夜晚我面对这样当面的背叛，全然不在乎我感受的行为曾有过的震惊。我那时对自我有一种卑微的视角，这完全是我从小在视虚荣为重罪的家庭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唯有责备自己不值得别人体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能确信这种卑微感在那个时候，正一点点将我啃噬掉。……后来，在我四十四岁遇见巴里·雷科德之前，还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总是很友善（有两次相当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邂逅），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我到现在达记得当时坐在母亲床边想着：“可是她不可能正在死去，她还在这里呢，活生生的。”她最后的话语“真神奇啊”，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非常精彩，她确实想告诉我些什么。生死之间的沟整如此巨大而突然，所以，就算死亡是每个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事、也会让我们深感震惊。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可是，那个Blue很有可能是在逃的共犯。假设如此，那他行凶时只有十四岁。这样一个孩子，有可能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吗？答案是“Yes”。比如平成九年震惊全国的神户连续儿童伤害案，凶手就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年。三年后的平成十二年，连续发生了丰川市主妇被害案，还有西铁巴士劫车案。那些都是少年犯下的凶案，导致“愤怒的十七岁”这个印象不断被强调。甚至，“十七岁”这个词成了当年新语·流行语大奖的候选之一。不能因为他是个孩子，就将其排除在嫌疑人名单之外。

——叶真中显《Blue》

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也知道，康有为是清末的中国人中最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人士之一了。在当时可以说有书有论，敢作敢为的思想先驱级人物。他的《大同书》从1884年开始执笔，本世纪初完稿，已是美国独立的一百多年后，连“南北战争”都已经打完快20年了。在《大同书》中，他大力宣扬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下笔胸有成竹，言之壮怀激励。可是，当他第一次遇到黑人，毫无思想准备的康有为，显然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不能像现在他的“大同世界”中，竟然也能包括这样的“一种人”。他对黑人这样描述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 其结果，主张“人人平等”的康有为，居然对于“大同世界”所无法容纳的黑人，想出了一个比奴役更为可怕的解决办法，“……其棕黑人有性情太恶，或有疾者，医者饮其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 根据这段话，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把那个在黑人面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康有为，定性成一个种族灭绝的法西斯分子，斥责他的“大同世界”的伪善。可是我想，实际上，倒霉的康有为只不过是在初见一个出乎意外的“奇异人种”的时候，在震惊之余被吓坏了。他心里很可能把黑人定位于人与猿之间的一种“怪兽”，因而怎幺也无法想象，如何与之“平等共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条修正案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美国人刚刚领教了德国迷魂汤的作用。在参观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时，最使我震惊的还不是惨绝人寰的集中营，最使我震惊而沉思良久的是当年德国人民、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博物馆的设计者让这种激昂狂热的呐喊声时不时地伴随着参观者，犹如身临其境。“人是不可靠的”有了新的含义。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谷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你在信里说，只要我笑，即使没发出笑声，你也能感知。我读到这儿，当真笑了，并且连我自己也能感受到你说的「空气中的变化」。当时我闭上眼睛，但眼皮太单薄，拦不住所有的光，光线以雾状漫入；我在一种混沌的，不是那么纯粹的黑暗中，用指头触摸你的文字，感觉好像摸上了你的脸，你的唇，你的轮廓。它们那么实在，像是经由指头上的神经，传输到我的脑里，再刻印到心上。你那时出现，张口阻止我，叫我不要念下去。我睁开眼睛偷眼看你，你的脸涨红，我几乎以为你会拔腿便跑，但你没有，而是站在门边出神地聆听，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像是一个作曲者初次听见自己谱的乐曲被演奏出来了，并为纸上画的音符果真变成了耳中盘旋的音乐而感到震惊。”

——黎紫书《流俗地》

“你在信里说，只要我笑，即使没发出笑声，你也能感知。我读到这儿，当真笑了，并且连我自己也能感受到你说的“空气中的变化”。当时我闭上眼睛，但眼皮太单薄，拦不住所有的光，光线以雾状漫入；我在一种混沌的，不是那幺纯粹的黑暗中，用指头触摸你的文字，感觉好像摸上了你的脸，你的唇，你的轮廓。它们那幺实在，像是经由指头上的神经，传输到我的脑里，再刻印到心上。你那时出现，张口阻止我，叫我不要念下去。我睁开眼睛偷眼看你，你的脸涨红，我几乎以为你会拔腿便跑，但你没有，而是站在门边出神地聆听，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像是一个作曲者初次听见自己谱的乐曲被演奏出来了，并为纸上画的音符果真变成了耳中盘旋的音乐而感到震惊。”摘录来自流俗地[马来西亚] 黎紫书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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