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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但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教授却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说，戴安娜之死是“全球化的缩影”。何以如此呢？他是这幺解释的：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一个法国的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是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是从一台电脑上读到了这个消息，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制造的芯片。韩国生产的显示器，在新加坡组装，运到硅谷，最后由一个西哥非法移民送货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演变。它从以铁腕政策统治殖民地开始，由于其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内的压力，逐渐走向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体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动站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对方共同进入游戏规则。反过来说，这个体制的完善，也从一个侧面成就了这个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在有了游戏规则之后，至少甘地知道，他作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殖民政府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在抵抗运动中违法而坐牢，但是，他会有机会经历公开的审判，量刑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他绝不会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所以，挑战司法、上法庭、进行法庭辩论、坐牢，都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倒是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为这反而会加速甘地的明星应。“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由这样一个在英国读法律，对英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度得到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对这个体制的熟悉，是甘地领导“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最大依据。因为，这个体制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面对这个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当甘地成功地点燃了他的同胞们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当看上去是如此无能的英国殖民政府完全认输离去之后，甘地却发现，他面对自己亲爱的同胞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激情不减。在整个赶走英国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印度独立运动中，有过失控的情况，造成了约八千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立即陷入由于宗教、派别不同的一场场同胞之间的混战，使得印度独立之后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残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就高达五十万。即使是“非暴力”的创始人甘地，也完全无能为力，无法使这些“暴力”平息。这个时候，他的任何理论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杀手铜”，只...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美国人并不认为林肯总统这样的表态是虚伪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僧恶奴隶制，合法地尽一切努力去达到废奴是一回事，但是违法地去发动一场内战，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从来没有人因此怀疑林肯总统对于奴隶制的僧恶，就如同当时没有人认为，他因为僧恶奴隶制就会去违法地攻打南方一样。它“速战速决”。南北战争像是一辆无法控制的战车，隆隆地轰响着自己向前滚动。枪炮船舰都在“自觉地”改进，自动地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平射炮、地雷、水雷和潜水艇。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气球空中照相的侦察技术。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美国，连同海防队在内，一共只有九十艘战舰。开战的时候，当然全部都在联邦军队一方。南方根本没有海上力量。可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军队已经有六百多艘战舰，南方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海军。来复枪也在南北战争中由联邦一方开始使用，命中率大大提高。可是，当时的阵地战还完全是拿破仑时代的战术。当我们来到弗吉尼亚的一个个古战场，我们发现，双方战线的距离是那幺近，人们密密地排列射击，可想而知，当枪械更新的时候，带来多大的杀伤力。尤为悲惨的是，当时的医学发明却远没有跟上。人们还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也没有更多的消毒的知识。所以，非常简单的外伤就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死亡。无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碾进了这架战车的车轮之下。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些技术性的指导十分详细具体。参加行动的大学生一律服饰整洁，头发一丝不苟，以最有尊严的形象来到本来禁止他们去的地方。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收银机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这样被一个非专家的使用者发明出来了。正由于他是一个平常的使用者，他才会在登记专利之后，早早地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专利和收银机的生产权。对他来说，去开发生产收银机，还不如卖他的咖啡省事呢。在美国，很多发明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思想动机下诞生的。因此，这样的发明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创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像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幺说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任机器和虹具的作用。当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必须从艺术角度去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用产品的时候，他毫无疑义会放弃手工操作。他会宁可去买台机器或者是一套工具，以保障一个技术动作的成功，也不会去雇一个高超的手艺人。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两百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似乎就已经彻底领悟了在两百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平等思想，以及必须由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人的价值取向的自由和平等。这个法案是这个世界向着宽容和多元迈进的一个里程碑。对于一个迅速变化的多元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使得美国的保守派产生困惑和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毕竟有许多本原的东西是如金砂一般，在时代变化的水流冲刷下，会依然留在河床的底部。因此，人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反思的功能，而不是在过去的时代抽象出一个“绝对的真理”，更不是荒谬地相信，迫使大家遵从这个“绝对真理”，“过去的美好”就能够在“现在”被复制。因此，保守派的积极意义应该是从他们的角度和人们一起进行反思。其实，不仅是美国的保守派，所有的人，包括美国的自由派在内，都对于人类社会在技术刺激下的快速变化，感到程度不同的担忧。自由派在美国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宽容局面形成以后，立即面临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发展的波澜中不被冲走，亦不随波逐流，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对于人类发展，包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在内进行全面反思，也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尽管，发展的冲击力太大，人们显得没有充裕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停下脚步来思索。但是，陶醉在发展之中，单纯地为此叫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产生了人们对于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近利的一些思考。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区域文化保存等等，都属此列。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暴露了他们在基本出发点上的弱势，因此，他们还走不到这幺远。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拖住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因此克林顿在竞选中，聪明地回答杜尔说：“我们不是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桥梁，我们是要在今天和未来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种思维方式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而美国人在这类问题上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接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只承认一个事实，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这样的理解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音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美国宪法的前后两个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虽然有对于权利的约束限定，但性质是美国人民向政府“授权”，而作为“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的性质完全是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限权”，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权利，而且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他们在干什幺呢？他们在试图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政府。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在设计一台“收银机”。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幺就偏偏是个例外。也许，首先，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大众的一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更高一层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如今，他们坐在一起制定美国宪法，克伦威尔的幽灵就在他们面前飘荡。他们一定预见到了“中央政权”一经形成，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自我扩张。政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具有最强生命力的怪物。但是，我常常会怀疑，在一切技术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他们是否可能预见到后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今天美国的模样，预见到今天美国政府的超级规模，他们是否还会有勇气，为这样一个“巨无霸”的诞生作助产士？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已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幺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幺，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幺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新移民多数是近几十年来从台湾和大陆来的留学生及其家属，台湾来美国的移民风要比大陆的早刮几十年，几十年下来都已经基本立足了。最嫩的还是近十几年来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尽管时代不同，新移民和老移民一样，要扎下根来都有一番数不清、道不明的挣扎拼搏。说是闯荡曼哈顿闯荡得自我感觉良好者，确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对于华裔新移民，最常见的道路还是读书。在大学里读出一个或数个学位，直至可以找到工作为止。有了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这就算是成功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拿的短期签证过了签证期的，这样，只能在中国人圈子里找一份低薪工作。所以，对于新移民，就其绝大多数而论，若谈及衣食住行，所谓汽车洋房等等，大致都不亚于一般的美国民众，要说好好品一品自由的滋味，许多人大概还没顾得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由于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存在，使得美国保护证人的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录音，甚至还可以做到录像，这一切是否可以取代证人呢?录音和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部分的，但是，如果这些证据是牵涉到一个证人的话，被告仍然有权利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要求与证人当面对质。如果证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庭的话，那幺，被告虽然还是有可能被判下来，但是，在上诉的时候，他多半就可以逃掉了。因为美国的上诉法庭并不是把案子再重审一遍，而是审查这个案子有没有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如果被告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他的宪法权利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保护，那幺，上诉法院是有充足的理由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界是类似于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辛普森案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想起那个法学院学生的笑话，以及这个笑话所引起的有关律师职责的思考。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辛普森案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想起那个法学院学生的笑话，以及这个笑话所引起的有关律师职责的思考。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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