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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责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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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要通过性传播途径进行传染的传染病，必定使那些性行为更活跃的人冒更大的风险——而且该疾病也容易被看作是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梅毒如此，艾滋病甚至更是如此，因为不仅滥交，而且某种特别的被认为反常的性“实践”被点名更具危险性。通过某种性实践而感染艾滋病，更被认为是故意的，因而也更咎由自取。通过共用被污染的注射器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的瘾君子，被看做是在进行（或完成）某种漫不经心的自杀……那些因血友病和接受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尽管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感染的责任怪罪在他们本人身上，却可能同样为惊恐失色的人们无情地冷淡疏远，认为他们可能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不像那些业已蒙受污名的艾滋病患者那样容易识别。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论是有关肺结核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富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和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换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这是从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这便是《魔山》的故事情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于是大员们下船去了。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香。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复下去的疙，这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说他不顾公移益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将为华夏所不客；激烈点的，还至于捏起拳头，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负这回的水灾的责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大家就都称赞他，但几个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鲁迅《故事新编》

公民整体中的绝大多数一无所能，整个民族都负有罪责的事情将使整个民族付出代价。如果因为政府是国家可触可感的最终象征，就让它为国家的所有顽疾都承担责任，这是不公正的。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土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钱穆《国史新论》

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

——钱穆《国史新论》

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子，尽君的责任，臣才能像臣样子，尽臣的责任。臣不臣，还是由于君不君。远从《尚书》起，已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

——钱穆《国史新论》

哎！今天的中国社会，偏偏中国的道理不能讲，要讲就给人家笑骂，要逼的你特立独行，只有学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们至少要大家负起一些责任，隐恶而扬善，来转移风气。至少要使年轻人有条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这样，除了去外国，好像前面无路。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回大陆，不是安乐的开始，乃是忧患的开始。要懂得如何和大陆同胞来共其忧患，来谋求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长远的前途。这样的一番大责任，不是今天就早该忧患着吗？

——钱穆《人生十论》

因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或者说他的优秀之处正是在于他以普通人的普遍方式生活着，兢兢业业地去承担命运赋予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且以同样的态度去品尝那些绵延不绝的欢乐和苦恼。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这些证人的错误并不是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地拥有着上述看法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就像1899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柯尔律治把难题留给了阅读，然后他指责了多数人对待词语的轻率态度，他的指责使他显得模棱两可，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流行的阅读方式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放过那些不负责任的写作。其实根源就在这里，正是那些轻率地对待词语的写作者，而且这样的恶习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蔚然成风，当胡安·鲁尔福以自己杰出的写作从而获得永生时，另一类作家伤害文学的写作，也就是写作的恶习也同样可以超越死亡而世代相传。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要区分作品的浩瀚和作品的数量的理由，也是柯尔律治寻找第四类阅读的热情所在。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说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人一旦穷极潦倒，精神和躯体往往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人颓丧至极，活像幽灵，而幽灵对你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但当时我犯疑心，因为穷光蛋很容易胡说八道。人一旦穷极潦倒，精神和躯体往往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人颓丧至极，活像幽灵，而幽灵对你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在贫困之中，精神已经不会再时刻伴随着肉体。精神在那儿实在太不舒服。这几乎是一个灵魂在跟你说话。而一个灵魂是不负责任的。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在贫困之中，精神已经不会再时刻伴随着肉体。精神在那儿实在太不舒服。这几乎是一个灵魂在跟你说话。而一个灵魂是不负责任的。p195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还是不说话，可是她希望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认为他应该指责自己了，他哪怕不是痛哭流涕，也应该捶胸顿足，他应该像沈宁所说的跪下来，应该信誓旦旦，应该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虽然她一样不会理睬他，可是这些他必须做到，然而他只会说：我们能不能谈一谈。他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看到她始终没有说话，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她听到他很轻地将门关上，她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他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走开了。他回到沙发前，他躺下来以后，刚刚出现的进展消失了，一切又都回到了开始的时候。

——余华《女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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